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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第二次访苏与莫斯科会议研究述评
发布时间: 2009-09-06    作者:罗燕明    来源:国史网 200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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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越然指出,所谓中共争夺领导权是苏共中央在两次莫斯科会议上挑起的一个争论。他认为这个论点没有任何根据。国内许多学者都否认中共想当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或毛泽东想取代斯大林。但是毛泽东是否想与苏共争夺思想领导权?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些人对此持肯定态度。沈志华认为毛泽东并没有真的放弃领导权,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里,实际的政治和思想指导者是中共,毛泽东只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强,因此暂时还不能直接出面承担起领导责任罢了。[25]“政治和思想的指导者”这个说法最初来自杨奎松,他认为毛泽东赋予“为首”者的只是一个“召集会议”的“班长”权力。在会上,“班长”没有太大的作用,关键在于“指导员”。中国不当“班长”,但不等于不能当“指导员”。[26]

  “以苏联为首”是毛泽东力排众议写入宣言的,这件事本身凸显了毛泽东在会议上所起的实际主导作用。杨尚昆指出:“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决定作用……许多问题,许多意见是主席提出来的,经过协商以后,他们接受了。”[27]孙其明也认为会议上唱主角的实际上并不是作为东道主的“为首的”苏联领导人,而是毛泽东。他把毛泽东喻为群星会聚中最亮的星。不过他同时认为,毛泽东所说的“为首”与苏共期待的不同,但在为阵营和国际共运确定“一个头”、“一个中心”和“一个统一”的纲领与路线方面,中苏两党并无二致。[28]

  关于反修,反教和九条共同规律

  孙其明的上述观点也反映在他对宣言的看法上。他认为宣言不是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件。宣言对对九条普遍规律的概括和阐述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已被实践证明必须加以改革的斯大林模式。笔者认为,孙其明关于沿袭斯大林模式的说法不大符合历史事实。当时除毛泽东提出过以苏为鉴外,没有任何党提出模式问题。相比之下,《毛泽东传》对这个问题表述得比较客观:共同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那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理论认识。[29]

  关于毛泽东1118讲话的会场反应

  《毛泽东传》写到这一段时说,毛泽东讲话时,整个会场特别安静,讲话一结束,立即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但是米丘诺维奇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会场的另一种反应。他说,毛泽东谈到苏共党内斗争时,把、马、反党集团与被称为另一集团的苏共等同起来,这时几百人的大厅变得死一般的寂静,米高扬站起来做出示威性动作。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也谈到,当毛泽东讲到不要惧怕核战、准备死一半人时,会场死一般寂静。据说,引起赫鲁晓夫不满的还有“东风压倒西风”的话。国内学术界一般不回避或相信存在这种消极反应的事实。毛泽东讲话的全文现已发表,看来并无不妥,反而十分精彩,也都是他以前讲过的并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观点。因此,有些学者把会场的消极反应归咎于外国人不理解毛泽东的讲话方式和中国文化,或糟糕的苏联翻译。

  关于和平过渡与中共备忘录

  许多学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采取了不加分析评论的客观叙述方式。但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弄清事情的性质。李捷认为苏联从缓和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需要出发,突出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毛泽东则从加强对美斗争的考虑出发,强调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以及议会斗争和群众斗争两手准备。[30]薛钰指出,中苏论战改变了中国在莫斯科会议上关于和平过渡的正确立场,使革命两手的观点逐渐变成只要暴力一手,给国际共运造成很大被动。[31]沈志华认为宣言提出两种可能性,这是求同;中苏两党分别强调不同的道路,这是存异。恰恰这种做法,为以后中苏论战留下了伏笔。[32]

  莫斯科会议与“左”倾错误

  这个问题涉及中国内外政策的关联性。库里克认为,分析中苏关系的恶化应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真理: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取决于它的对内政策。应当从中国的内政和苏联的内政中去寻找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恰恰在50年代,两个国家的内政越来越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33]刘东认为,从1957年反右起,毛泽东的“左”色彩日渐浓厚,这个转变是从莫斯科会议开始的。有些学者持相反的分析思路:国际环境和对外关系、政策影响了中国国内政策。黄象品认为15年赶上英国是毛泽东在1957年访苏时提出的。[34]黄文安也持相同的观点。杨相卫指出,1957~1976年是国际共运内分歧逐步扩大、最后导致阵营分裂的阶段。中共错误地估计了国际修正主义蔓延的危险性,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日益深入到党内。[35]

  莫斯科会议与万隆路线

  岛岭雄认为,中国在莫斯科会议上关于战争与和平以及主张暴力革命的立场背离了和平共处的万隆路线,并引起了它的那些非共产党邻国的不信任。[36]这个观点受到国内学者的批驳。董国强认为岛岭对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做了片面解读,指出毛泽东所表达的不害怕战争的态度,始终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前提之上的,而且关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在1957年前后发生了根本变化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37]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①]《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1958528日;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0页;徐炽庆:《如何以“莫斯科会议十二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理论指导世界现代史的教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0Z1期。

  [②]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人民日报》1960629日;《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人民日报》1963127日。

  [③]《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1963714日)。

  [④]仲潮浩:《毛泽东三见哥穆尔卡》,《中共党史资料》2002年第9期。

  [⑤]〔南斯拉夫〕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著,达洲等译《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⑥]有关情况可参阅晓光《俄罗斯各档案馆所藏中国问题史料》,《百年潮》2002年第8期。

  [⑦]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⑧]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⑩]李越然:《我为毛泽东作俄语翻译的日子》,《炎黄春秋》1997年第8期;《回忆毛泽东第二次出访苏联》,《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1989年第4期;《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片断回忆》,《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和2006年第1期;《随毛泽东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典》,《百年潮》2006年第4期。

  []〔南斯拉夫〕卡德尔著、李代军译《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俄〕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丁明:《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丛进:《1949~1989年的中国.2,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安余:《新中国外交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齐鹏飞、杨凤城主编《当代中国编年史:194910200410》,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

  []如〔美〕··麦德维杰夫等著、肖庆平等译《赫鲁晓夫传》,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版;〔美〕J.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葛新生:《赫鲁晓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等。

  []如杨相卫:《1957~1976年国际共运对我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浙江学刊》1989年第2期;董国强:《关于50~60年代中国外交的几个问题: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关观点》,《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李捷:《中苏论战与中苏关系》,《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5期;唐秀平:《毛泽东与中苏论战》,《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孙泽学:《是争夺领导权还是争取平等论中苏论争的实质》,《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4期;邢和明:《走向同盟的顶峰——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1957》,《党史博采》2005年第2期等。

  []如彭清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成就事典:1949~1989》,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李宇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黄文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词典》,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刘鲁风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事录:1949~1989》,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宣部宣传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大事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张宏儒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典:1949~1988》,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何彦才、高玉春主编《新中国大事典:19499~198912》,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王永平主编《新中国大事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高山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大事记:1949~1999》,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

  []权延赤:《毛泽东与赫鲁晓夫——1957~1959年中苏关系纪实》,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版;〔俄〕尤·米哈伊洛维奇·加列诺维奇著、飞舟等译《两个一把手: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邸延生:《历史的真情:毛泽东两访莫斯科:1949~1957》,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等。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周文琪:《伟人的征程:中苏关系曲折发展中的毛泽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229页。

  [21]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320页。

  [22]《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59-760页。

  [23]黄安余:《新中国外交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9页。

  [24]〔苏〕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著,肖东川、谭实译:《苏中关系:1945~1980》,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6页。

  [25]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216页。

  [26]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7页。

  [27]《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60页。

  [28]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

  [29]《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43页。

  [30]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

  [31]薛钰:《对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中若干问题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32]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页。

  [33]丁明:《回顾与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34]黄象品:《五十年代末“超英赶美”口号提出始末》,《党史研究资料》1988年第4期。

  [35]杨相卫:《1957~1976年国际共运对我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浙江学刊》1989年第2期。

  [36]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9306-307页。

  [37]董国强:《关于50-60年代中国外交的几个问题: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关观点》,《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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