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被神化和扭曲。“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错误倾向认为，既然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必须搞“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持这种观点的人，把毛泽东的一些讲话、文章当成教条，生吞活剥地“为我所用”，舍弃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主张不能承认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另一种错误倾向认为，既然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表明毛泽东思想就已经过时了，就没有必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不需要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借口批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竭力贬低毛泽东，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陈云坚决地反对了这两种错误倾向，坚定地支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拨乱反正，全面改革。而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破坏之乱，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准确评价毛泽东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关系到如何看待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成就。对毛泽东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的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也就否定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光荣历史。毛泽东思想是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否定毛泽东思想，必然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不稳定，进而引起社会不稳定。如果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会失去前进的基地，我们的事业就难以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如何评价领袖人物，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陈云认为，我们必须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符合实际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准确评价。1979年3月6日，陈云会见来访的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在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时，陈云说：“‘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静气，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7)[p.327—328]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其教训是有资可鉴的。　　

　　三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建国三十周年庆典后，中央决定起草一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做一个基本的总结。邓小平在1980年3月19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明确提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8）[p.291]陈云对此表示坚决支持并多次找有关同志谈话，提出自己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　　

　　1980年7月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历史决议”起草时，胡乔木转达了陈云的意见：“陈云同志讲，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一锤子敲定，一点一点讲清楚。这样，党的思想才会统一，人民的思想才会统一。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会把毛主席打倒，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彻。”(3)[1541]陈云同志曾经说：“‘敲定’是上海话，敲是推敲的意思，定是确定的意思，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9）[p.1544]1980年11月上旬，陈云两次同胡乔木谈“历史决议”的起草问题，指出：“（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7)[p.260—261]陈云的这种分析，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实事求是，这对“历史决议”中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也进一步奠定了陈云不愧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的历史地位，进一步奠定了陈云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1981年3月，陈云就历史决议起草问题同邓力群进行四次谈话。谈话指出：毛泽东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我们党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他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制定了我党抗日战争时期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毛泽东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许多重要著作，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10)[p.284]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有的人借批评毛泽东的错误的名义，否定他的历史地位，丑化毛泽东的形象，玷污毛泽东思想这面光辉旗帜。　　

　　　1981年3月24日　，在同前来探望的邓小平谈话时，陈云建议在“历史决议”中“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这样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10)[p.284]陈云所阐发的思想，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具体运用，为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确立并维护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的崇高历史地位；并且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历史决议》妥善地解决了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为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陈云对党的建设的重大贡献之一。历史和现实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政党，要想胜利地开辟未来，就必须正确地总结历史。正因为如此，陈云关于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若干论述，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