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由相知而产生的相互依赖。毛泽东、周恩来彼此有着很深的了解，对对方的为人和心理特点都心中有数。毛泽东认为周恩来“是个好人”，他没有个人野心，因此也从不拉帮结派，而且他精明能干，办事极负责任。反过来，周恩来视毛泽东为“帅才”，是理想的领军式人物，他善于抓主要矛盾，不喜欢在细节问题上作过多的纠缠。这种由相知产生的相互依赖，使他们之间的智能互补获得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埃德加·斯诺说过：“他们两人的关系，最恰当的说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人的工作作风和性格为人，相差很大，但毛同周相辅相成，共事37个年头，彼此信任，又相互依赖。”②见方矩成、姜桂侬编《西方人看周恩来》，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页。加拿大学者切斯特·朗宁在《中国革命年代回忆录》中写道：“在毛身上，周看到一个受革命的西方思想鼓舞着的领袖人物，看到一个根据自己是农民儿子的经验而创造发明了一个新型务实主义的中国哲学的人。周自己没有个人野心。他在毛身上，看到作为领导人应具备的品质，而这些品质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人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农民阶层，并且已为导致现代革命的变化献身，只有这种变化，才能使国家现代化和挽救中国。在周身上，毛看到对事业全心全意献身，准备做任何牺牲的一个聪明过人、宽容大量、第一流的组织者和政治家。他在周身上，看到他具有鼓舞别人献身革命的卓越才能，而这样的革命能够把中国从外国压迫和内部一蹶不振的状态中挽救出来。”③见方矩成、姜桂侬编《西方人看周恩来》，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毛泽东讲起话来，常常是海阔天空，国内国外，滔滔不绝，但综合起来，要点何在，如何贯彻，别人未必全明白，但周恩来却领会得比较透彻。余下的事就由他组织去办，而且办得井井有条。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向来是不大轻易抬举人的，但他承认“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周恩来有罕见的把握事务本质的能力，他能从一大堆复杂的事务中迅速分辨出哪些是主要的、需要立即解决的，而把无关紧要的东西撇置一旁。即使是一团乱麻他也能迅速理出头绪，所以毛泽东多次称赞周恩来是个“好管家”。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才智十分佩服，但他也并非在毛泽东面前诚惶诚恐。有人认为延安整风后，周恩来便对毛泽东产生了某种迷信和恐惧，我并不这样认为。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周恩来发表意见还是相当坦率的，如1954年他便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我国的自然科学很落后，社会科学不一定落后，革命胜利了，又有毛泽东著作。不，社会科学的水平还是很低，革命的胜利是由于政治觉悟，我们还很少把革命经验提高到科学理论水平上来。”①《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这虽然讲的是事实，但在党内敢说这种话的恐怕也不多。由此说明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上，周恩来当时的心态是比较自由和放松的。当然，在政治舞台上，周恩来也自有他的一贯风格，这便是拥护特定时期的最高领导人，不组织属于自己的宗派，避开意识形态的争论，对外部环境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