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61年建党40周年和1971年建党50周年时的胡乔木
1961年是建党40周年。尽管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但中共中央还是于这年的6月30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都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毛泽东出席，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讲话。但此时的胡乔木却正在因病休养，自然无法对建党逢十纪念作出理论贡献。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把1959年的几大生产指标都订得很高。在胡乔木起草全会公报时，陈云曾经建议，是不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都暂时不说，再看一看。据胡乔木回忆：“他要我向毛主席报告，我不敢去向毛主席报告陈云同志的意见。我认为，全会已经开过，全都定好了，大家一致同意，讲了很多话，人都散了，不在报上公布同当时的势头很难适应。”在1959年4月2日至5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说：“这种话在武昌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过了几个月，四月二号乔木同志才告诉我，才想这件事。乔木这个人在这些方面是个真实人，他想起来陈云提过的，他挡回去了。”“陈云这个问题如果那个时候提出来，我会想一想的，可能不想一想，挡回去，也可能想一想，召集一个会议。” [7]
1959年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倾后，刘少奇忧心如焚。他曾想把批彭德怀限制在小范围内进行，不要影响纠“左”的大局。7月23日会议结束后的当天，刘少奇约胡乔木到他住处，谈了自己的设想，仍想搞一个反“左”的文件。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一设想未能得以实行。胡乔木在30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庐山会议在毛泽东讲话以后，少奇同志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他要我起草，我感到不好写。我对他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少奇同志生气了，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我请彭真同志找少奇同志谈，决定不写了。” [8]
这两件事胡乔木当时之所以没有向毛泽东报告，自有其难言之隐和良苦用心，但毛泽东后来狠狠地批评了胡乔木，责怪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利不报告！[9]胡乔木受到这样严厉的批评，既感内疚，又觉委屈，思想压力很大，结果神经衰弱症越来越重，只得长期休养。
1971年是建党50周年，既是逢五，又是逢十，照理应该大庆。但由于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以中共中央并没有举行纪念活动。而此时的胡乔木也正因为“文化大革命”受到冲击，处于他自己所说的“冷藏”状态。直到1974年秋，在落实政策、大批解放干部时，胡乔木才得以出席国庆招待会，获得“解放”。1975年毛泽东起用胡乔木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胡乔木“复出”，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协助邓小平进行各方面的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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