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与发展，这个问题看似老生常谈，其实常谈常新。2000年9月，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就消除贫穷、饥饿、疾病、文盲、环境恶化和对妇女的歧视，商定了一套有时限、且能够测量的目标和指标，统称为“千年发展目标”，确立起一种“为了人权的发展”和“基于发展的人权保障”理念。历史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促成人们日益深化对人权与发展辩证关系的认知：一方面，偏离人权保障方向的发展很可能误入歧途，背离人权保障目标的发展注定是没有前途的，而以牺牲人权为代价的发展则肯定是不道德的；另一方面，离开发展支持的人权保障如同无源之水，未融入发展行动当中的人权保障无异于纸上谈兵，而与发展消极对立起来的人权保障恐怕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不仅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也是对发达国家的要求。

　　第一，人权保障基础的夯实要依靠科学发展

　　发展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有权实现发展、并享受发展成果。目前，世界上还有数十个最不发达的国家没有参与全球发展进程，还有10多亿人处于长年的饥饿和贫困状态，每年还有1100万儿童活不到5岁，有300万人死于艾滋病。对于这些人来说，发展权属于首要人权。只有首先实现了发展权，消除了饥饿与贫穷，解决了基本医疗卫生问题，才能够推动其他人权的发展。在饥寒交迫、生机穷绝的状态下，实现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根本就无从谈起。一旦发展了，不少人权保障问题就有迎刃而解的基础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非任何一种发展都必然带来人权状况的改善，那种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的所谓发展，反而与人权保障目标背道而驰。那种拒绝大多数人参与发展过程，或者拒绝大多数人分享发展成果的发展模式，是不利于人权保障的，也是非理性的。真正有助于人权保障的科学发展模式，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则，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它既不是以物为本，也不是以利为本，更不是以权为本，而要奉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准则，在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的基础上，完善分配制度，让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特别是穷人，保障其生存权，为其创造发展机会，体现公平正义和社会文明。二则，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所谓“全面”发展，就是全面推进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要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持续发展。三则，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等，避免出现顾此失彼的片面发展。我们认为，这种科学发展模式有助于夯实人权保障基础，有利于实现人权与发展的水乳交融。

　　第二，人权与发展关系的理顺要依靠法治

　　人权与发展二者存在着复杂的关联性，既有统一性，也有对立性。例如，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强调维护社会秩序；但人权保障更加强调尊重人的主体性，强调自由价值，强调精神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这就有可能形成自由与秩序的矛盾。再如，发展往往强调齐心协力的集体行动，需要厚实的公共物品作基础，强调公共利益的优先性；但人权保障则强调“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强调与之对应的私人利益的基础性和不容侵犯性。这就有可能造成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关系紧张。又如，发展奉行的是最大收益/最小成本原则，追求效率最大化，侧重于做大社会财富“蛋糕”；但人权保障推崇公平原则，提倡人人平等，追求平等对待，侧重于均分社会财富“蛋糕”。这就有可能造成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

　　毫无疑问，要通过科学发展来提升人权保障能力和水平，就必须强化人权与发展的统一性、弱化二者之间的对立性，理性解决秩序与自由、公益与私益、效率与公平等矛盾。尽管我们可以借助多种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包括科技进步和道德教育等等，但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应当主要依靠法治化来理顺人权与发展的关系。之所以如此，一方面，这要归因于法律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主要调节器，法律以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和推动社会发展为己任；另一方面，因为法是公平正义的代名词，这就使得法治化同时也是一个确认和保障人权的过程，法治化总是以人权保障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