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用西方逻辑阐发中国哲学传统

　　金岳霖在西南联大期间所写的《论道》是一部独创性的本体论哲学著作。该书采取逻辑学的书写形式，每一条都是一个逻辑命题，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85年又重新排版印行。

　　他把哲学中的“本体论”（亦称“形而上学”）叫做“元学”，是哲学的中心。别人问他，为什么用《论道》作为书名？他说：“道字有中国味。”他在“绪论”中说：“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金岳霖：《论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页）因此，他把《论道》作为安身立命之作来写的，全书弥漫着一股诗人气质和浪漫精神，充分体现中西哲学相结合的特色。他在晚年曾经表示，这是他“比较满意的书”。

　　在“绪论”中，他阐明了对研究“元学”与研究“知识论”的不同态度。他说：“关于道的思想我觉得它是元学底题材。我现在要表示我对于元学的态度与对于知识论的态度不同。研究知识论我可以站在知识论的对象范围之外，我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凡问题之直接牵扯到人者我可以用冷静的态度去研究它，片面地忘记我是人所以冷静我底态度。研究元学则不然，我虽可以忘记我是人，而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底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底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金岳霖：《论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在书中，他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系列范畴，运用西方严格的逻辑方法，在分析、推演和论证的基础上，借助于逻辑学的形式，阐述了他关于宇宙、人生的总看法。

　　冯友兰对《论道》评价极高，认为金岳霖的《知识论》和《逻辑学》都是“体大思精”的著作，但它们都是“知识论、逻辑学在中国”，而不是“中国知识论”和“中国逻辑学”；而《论道》则不然，它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融合为一，现代化与民族化融合为一，它的体系确切是“中国哲学”，并不是“哲学在中国”。（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冯友兰还提到，当他在写作《新理学》时，金也正在写《论道》。冯友兰比较了这两本书，认为，他自己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是“旧瓶装新酒”，而金岳霖在《论道》中，不仅提出了一些新看法，还创造了一些新名词，是“新瓶装新酒”。他们两人互相看稿子，也互相影响：金岳霖对冯友兰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冯友兰对金岳霖的影响，“可能在于‘发思古之幽情’方面”。如果说冯友兰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那金岳霖的长处就在于“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问题的事情，经他一分析，问题会层出不穷”。（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9~240页）

　　对于金岳霖哲学所体现的中西融合的特点，逻辑学家周礼全是这样评价的：“金岳霖精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并且精通西方的现代哲学和现代逻辑。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可以看到从赫拉克利特哲学到康德哲学中的许多合理的因素，也可以看到西方现代哲学中的许多精密思想。但是，他的哲学的根本精神，还是中国哲学传统的。”（周礼全：《金岳霖同志的哲学体系》，载《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页）林志钧曾撰文指出，《论道》一书“组织之严密，思想之精辟，感情之深挚，规模之伟大，皆不易及，为研究中国哲学而要会通逻辑学及西洋哲学，参合新旧，由分析而综合，自成一新哲学学者所不可不循之大路”，并称“此亦‘道’之一端也”。（《金岳霖思想研究》，第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