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论》：中国哲学家建构首个知识论完整体系

　　金岳霖在完成了《论道》的写作之后，就集中精力撰写《知识论》，这是一本他“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书。早在昆明时，他就把这本书写完了。但在一次空袭警报到防空洞时，“席地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他站起来就走，致使稿子遗失。抗战胜利返回北平之后，又重新写作。他说：“这是几十万字的书，重写并不容易。可是，得重写。”到了1948年12月终于写完，交给商务印书馆，但“这已经是解放前夕，没能出版。”到了198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他非常感慨地说：这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见金岳霖：《知识论》卷首刊载的“作者的话”）

　　他认为，“知识论”并“不指导我们怎样去求知识”，它的主旨是“理解知识”，是“研究知识底理底学问”。在《知识论》的“导言”中，精辟地阐明了知识论是什么、它与别的学问的区别，并以17章、近70万的皇皇巨著，提出了一个系统、完整的知识论体系。

　　刘培育在他主编的《金岳霖思想研究》一书中写道：“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中国学者写的一部技术性很强的哲学专著。它是接着西方哲学讲的，它把西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思潮统一起来，在西方认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中国哲人在世界哲学领域里争得较高地位做出了贡献。在中国，近代以来，哲学界长期停留在纯理性和社会伦理的研讨中，远离经验和事实，不利于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金岳霖研究知识论，把分析方法引进知识论，把分析方法和知识论引到中国哲学界，在中国哲学史上树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金岳霖思想研究》，第350页）这个评价是非常恰当的。

　　综观金岳霖的著作，他的基本的理论框架、思路是西方的，但其思想情感、韵味却是中国的。由于他有很好的国学功底，致使他在西方框架、西方思路之中，融入了很多中国成分、中国色彩，呈现出明显的“中西合璧”的特点。对于他所具有明显的西方哲学的思路，擅长逻辑分析，讲究科学方法，注重理性思维的这一面，人们知之较多；而对于他在内心深处所拥有的中国感情、中国韵味的这个特征，人们可能未加详察。他不仅要“在研究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要“在研究底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他曾经坦率地承认，“在感情上我向往中国哲学的思想及其韵味”。他认为，在中国哲学家那里，知识与美德是不可的一体，因此，迄今为止的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而“与当代西方哲学家大异其趣”。他不止一次地为西方哲学发展中“苏格拉底式人物”的一去不复返而深感惋惜。（金岳霖：《中国哲学》，中译文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其实，金岳霖是一位集知识与美德于一身的“苏格拉底式人物”：既有极高的学术造诣，又襟怀坦白、正直善良。1949年之前，他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对祖国一往情深的爱国者，1949年以后，他与时俱进，从作为中国新实在论的领军人物，逐步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4年夏，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金岳霖已经60岁了。虽然他没有直接给我们讲课，但他是哲学系的系主任，无论在会议上，还是在平时，和我们学生有不少的接触。他怕光，经常戴着一顶帽舌很长的遮光帽，衣着朴素，举止大方。他对我们学生和蔼可亲，没有架子，循循善诱，而又不乏幽默感。在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的心目中，他既是一位大学问家，又是一位谦和敦厚、诲人不倦的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