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河，法学博士，教授，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453007。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首批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计划“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2012-CXTD-07）的阶段性成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的旧年画改造工作，对于贯彻党和国家政策、改变社会风气、宣传新思想、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试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旧年画的存在基础出发，通过分析国家对旧年画的改造来探讨人民政府重建文化秩序的重大努力，以及新的执政背景下国家重建文化事业的政治愿景和其深远的社会影响。 

　　一、旧年画的广泛存在及其影响 

　　年画是中国民间艺术的一种，始于古代的“门神画”，由民间艺人根据民俗、民众意愿等，将民众喜闻乐见的题材辅以特定的艺术想象绘制成品，以供民间装饰新年环境、增强节日气氛、希冀吉祥如意等需要。作为民俗流传下来的年画虽也有封建统治阶级宣教旧思想、旧道德的印痕，但更多的是作为民众祈福迎新的一种艺术形式，并无新旧之分。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发轫于延安和晋东南地区的反映火热革命生活的新年画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之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年画才被统称为旧年画。［1］相比旧年画，新年画作为一种革命的文化艺术形式，“及时反映了群众的生活，指导了他们的斗争，教育和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根据地的画家们继承和发扬了民间年画的优良传统，新年画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美术形式，并迅速发展起来”。［2］ 

　　新中国诞生以后，新年画在继承延安文艺传统，继续担负宣传新政策、新思想、新形象的教育任务的同时，也面临占据全国更广阔领域的旧年画的挑战。其时，旧年画在全国仍占有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其发售范围之广远非新年画所能比拟。例如，1950年初，北京市除新华书店组织的年画摊在庙会售卖一些新年画外，市内各旧书店及街头书报摊、年画摊售卖的大部分仍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年画，如二十四孝图及门神、财神等，新年画占比极少。［3］其他地区如东北、华北、西北等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似。［4］ 

　　更重要的是旧年画的内容已经不能反映急剧变革背景下的新时代的要求。根据1950年初华东革大文工团美术组在苏州桃花坞的调查，该地创作的四五百种年画大致分为八类：第一是祈福类，包括各类皂君和有发财、天下太平、福寿双全的春牛图，及有五子登科、天官赐福、四季平安的门神和财神等；第二是戏曲、小说、传奇类，如五虎平西、珍珠塔、黄鹤楼、三国演义、西游记、白蛇传等；第三是娃娃题材类，主要有麒麟送子、喜庆有余、八百富贵等；第四是历史类，有太平天国、直奉战争、中日战争等；第五是讽世劝善类，有十稀奇、十有趣、二十四孝等；第六是装饰类，有十美图、贵妃出浴、苍梧锁愁等；第七是写景纪实类，有上海西人跑马图、姑苏玄妙观、虎丘灯船胜会图等；第八是精怪类，有动物精、植物精、昆虫精等。［5］上述旧年画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众的生产劳动和风俗习惯，描绘了民众所喜爱的美好事物，歌颂了民众所崇拜的英雄豪杰，并且代表了民众的信仰、希望、知识、道德、趣味和审美等。 

　　同一时期在天津杨柳青、东丰台、炒米店一带进行的年画调查也可以看出，当地360余种旧年画在讽世劝善、风景、猎奇和娃娃等题材方面，均表现出上述特色。［4］ 

　　还有一种起源于上海的月份牌年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很有市场。这种年画因其画面附有年月历表而得名，其历史悠久，影响很大。月份牌年画过去长期被用来刊载工商业的宣传广告，其内容绝大部分以美女画为主，间有中国传统的故事画和民间传说及宣扬资本主义思想的图画等。［6］ 

　　从总体上看，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旧年画在内容与题材上不乏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以及艺术上的智慧创造，但也有较多充满封建宿命论和迷信色彩的作品。虽然各地历史悠久的旧年画的出版情况已大不如昔，销量在严重下降，但为数众多的旧年画仍是广大民众过年过节的必备品。以山东省潍北县的杨家埠年画来说，其全盛期的年销量曾达到7000万张［7］，新中国成立时当地年画业已趋于没落，1949年西杨家埠160户年画作坊及900名工人共产销年画975万张，其中神像年画487.5万张；1950年168户年画作坊及700名工人共产销年画1050万张，其中神像年画525万张；1951年179户年画作坊及750名工人共产销年画1200万张，其中神像年画600万张。即使到了1952年新年画已在全国呈现普及趋势时，杨家埠19家画店生产的142万多张年画中，含有神像之类的旧年画销量仍达55万多张。［8］ 

　　由此可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旧年画的销售情况所反映的民众的希望、趣味、道德、信仰等，与新国家、新生活、新道德的要求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一现实情况推动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旧年画的改造工作，将旧年画改造成为合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及新民主主义社会价值观的新年画，成为文化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旧年画改造的组织推进 

　　采用年画的艺术形式进行政治主张的宣介，源于对抗日根据地的新年画运动所取得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的继承。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后，基于广大民众对年画的喜爱与认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谈话时说：“年画是全国老百姓老老少少特别是劳动人民最喜欢的东西，应该引起注意，文化部成立要发一个开展新年画创作的指示。”［9］ 

　　11月2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由周扬委托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处长蔡若虹起草，后经陆定一、胡乔木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审批，毛泽东亲笔批示同意并由文化部发布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10］，号召全国的美术工作者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对旧年画进行改造，使其成为人民喜爱的富于教育意义的一种艺术形式，要求“新年画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的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同时，还应当注意利用和改造旧年画在技术上、印刷上和发行上的旧形式，使其成为新艺术普及运动的工具；应当着重与旧年画行业和民间画匠合作，给予他们以必要的思想教育和物质帮助，使他们能够在业务上进行改造，并使新年画能够经过他们普遍推行。［11］这一文件对改造旧年画和发展新年画工作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解释与说明，为旧年画改造指明了方向。 

　　该指示发出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教育部又于12月21日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年节、春节群众宣传工作和文艺工作指示》，要求各地文艺工作团体与文艺工作者积极准备年画、春联等材料，并以各种形式的年节、春节艺术活动，大力宣传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宣传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等等。［12］ 

　　出版总署、文化部艺术局、全国美协等也积极参与这项工作，向各地发出了改造旧年画、创作新年画的通知，［13］全国各大区、省、市文教、出版机构和美术团体纷纷予以响应。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积极贯彻执行中央文化工作方针和政策，团结广大的民间年画工作者进行旧年画的改造和新年画的创作工作，努力使年画等成为“面向全区，面向群众”的“有效的文化普及工具”。［14］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造旧年画工作，天津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及天津市美术协会专门成立了年画工作委员会，团结并组织全体旧年画业者参加了这项工作。［15］ 

　　东北地区以及北京、上海、天津、石家庄、太原、西安、内蒙古、平原等省市区除以政令的形式发起并推动旧年画改造工作之外，还纷纷召开座谈会，探讨旧年画改造方案及新年画的创作等。如察哈尔省文联依照文化部指示精神，针对该省旧年画主要在察北农村发行、内容主要为旧剧类的连续故事画及察北农民购买力较差的特点，在察哈尔市教育局、工商局、商会等的协助下，召开了一次年画商人座谈会，对改造旧年画、发行新年画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同时察哈尔市工商局、市委宣传部、省工业处和省文联还共同组成了年画审查委员会，将流行于该省的版面甚老、内容陈旧的年画进行了鉴定，未通过鉴定的停止其印刷与发行。［16］天津市美协同期也召开了年画工作座谈会，会上年画业者与印刷业者一致响应政府号召，对改造旧年画、发行新年画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见，直接推动了旧年画的改造工作。［17］ 

　　1950年春节过后，文化部及各地文教、出版机构等都对旧年画改造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下一步的工作做出了部署。文化部总结了改造旧年画工作的成绩，分析了年画出版重镇之一的上海某些私营出版业者仍在翻印旧年画以致旧年画“尚拥有广大的市场”问题，要求各地文化主管部门加强对旧年画画家与出版商的团结与改造，争取两年内全国不再印行旧年画，同时还要求要注重培养绘画人才，以供各地发展新年画之需要。［18］ 

　　为了扩大新年画的影响及普及新年画，10月初，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新闻出版局联合发出《关于开展1951年新年画工作的通告》，主要针对上海的实际情况做出了指示与动员。［19］1951年9月19日，文化部又发出了《关于加强上海私营出版业的领导，消除旧年画及月份牌画片中的毒害内容的指示》，上海市文化管理部门据此对旧年画的创作、生产等环节进行了全面改造，并通过对私营画商、商业出版公司进行登记审核、整顿等，及时封存了一批思想内容不健康的旧年画，为新年画的繁荣发展剪除了“蔓草”。［20］ 

　　同年10月20日，文化部与出版总署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年画工作的指示》，指出：“改造旧年画是改革旧有文化事业中一个重要的项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文教、出版行政机关及各地美术团体在布置年画工作时，务须加强年画创作的领导与计划性、充分利用与发挥民间年画的优良传统、团结年画艺人等，同时还对年画的组织、出版和发行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21］这一文件的下发掀起了新一轮旧年画改造工作的高潮。 

　　与上海市一样，山东省作为全国年画的主要产地之一，也成为旧年画改造的重要区域。1951年文化部发出了《关于改造山东潍北县旧年画的指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为了贯彻中央指示精神，于当年冬天派员协助山东省文教厅组织年画工作队，在山东省年画主产地潍北县杨家埠进行调研，并成立了年画业改进会筹备委员会，领导潍北县的年画改造工作，帮助当地作坊与旧年画艺人制印新年画，取得了一些初步收获。1952年10月8日至12月8日，华东区文化部和山东省文化局、青岛美专、潍北县文化馆等又联合组成17人的年画工作队来到杨家埠，建立了杨家埠乡年画改进委员会，他们和当地干部、艺人一起组织了调查小组，较系统地对各种内容、体裁的旧年画的印销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并着重研究了继承旧年画、创作新年画的途径，从而为山东省乃至全国的旧年画改造工作提供了实践经验。［8］（pp.183~193） 

　　三、旧年画改造的具体措施 

　　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出版总署等的大力促动下，全国各级人民政府文教、出版行政机构及美术团体等纷纷行动起来，“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22］，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了旧年画的改造工作。 

　　（一）开展新年画创作运动 

　　作为对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的积极响应，各地美术机构及年画艺人开展了新年画创作运动，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年画逐步替代旧年画。实际上，东北地区的新年画工作从1949年9月即已由东北画报社开始筹备。该社还组织了一个年画工作委员会，除组织本社美术工作者积极创作外，还广泛征集外稿。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画稿被拿到工厂、矿山、农村征求工人和农民的意见。截至11月底，东北画报社共收到包括时事政治、生产建设和文化教育等内容的稿件70幅，其中内部稿件43幅、外部稿件27幅，最终印行22幅，共计150万份。［23］杭州市的新年画创作运动是从1949年11月开始的，由杭州国立艺专及杭州市美协负责组织。为了把年画创作工作搞好，杭州国立艺专于11月中旬专门召开了一次新年画初稿观摩会，陈列作品30余幅，以供大家参观批评；1950年元旦时又举行了新年画展，既团结了杭州的美术工作者，又教育了观摩学习的广大民众，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新年画创作的方向。［24］上海市有计划的新年画运动从1949年12月初开始，并通过12月7日文艺处美术室召开的具有动员性质的年画创作会议、12月8日华东出版委员会召开的年画出版会议、12月14日文艺处美术室召开的年画初稿观摩会、12月21日文艺处美术室召开的年画最后分配出版会议等4次会议来推动，前后参加创作的共有30人，参加出版工作的有通联书店、京华印书馆等9家，共计出版包括宣传工农业生产建设、开国典礼等内容的年画120种，印制120万份。［25］到1950年初，全国共有东北地区、内蒙古、山西、山东、天津、平原等23个省市区共创作新年画379种，发行676万多份，成绩相当喜人。［3］ 

　　与此同时，1950年春节前后，全国许多地方都举办了规模不等的新年画作品展览，各地文教、出版和美术协会的相关领导人对年画创作和展览情况进行了总结，许多群众参观之余还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特别是2月17日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与新华书店总店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举办的“一九五〇年全国年画展览会”，展出了来自17个地区的299幅作品，展览共持续7天，观众达两万多人，参展作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充满了新的气象，颇受群众欢迎。［26］ 

　　为了表彰新年画创作者，进一步推动新年画创作运动，文化部于1950年4月和1952年7月进行了两次新年画评奖活动，并经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最后审定，颁发了新年画创作奖金，一些优秀的年画作品如李琦的《农民参观拖拉机》、古一舟的《劳动换来光荣》、安林的《毛主席大阅兵》、林岗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邓澍的《保卫和平》等获奖。［27］对此，时任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处长的蔡若虹评价说，新年画评奖活动“不单是对于年画创作成绩的检阅，不单是对于年画创作的鼓励与提倡；而且是将这一具有民族艺术传统并获得广大人民喜爱的美术形式的发展，当作人民美术事业发展中一个重点，当作美术工作与人民生活紧相结合的榜样”。［28］新年画展览和评奖活动的举办，既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审美需要，也展示了年画工作的未来发展方向。 

　　当然，新年画创作运动最为成功的是通过新年画的创作完成了对旧年画的革命性 

　　转变： 

　　一是旧年画中寓意吉祥的寿星、观音、财神等逐渐被现实生活中的人民领袖、革命英雄所取代。在1950年的年画创作中的一些优秀作品，如东北画报社创作出版的《毛主席阅兵》、《向毛主席献旗》，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创作的《儿童献花给毛主席》，内蒙古的乌力吉图创作的《人人敬爱毛主席》等［29］；1951年年画作品中古元的《毛主席和农民谈话》，阿劳的《朝鲜人民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苗地的《英雄荣归》等［30］，都从不同方面表现了新国家建设中广大民众对人民领袖和革命英雄的崇敬之情。 

　　二是旧年画中的求神庇护、讽世劝善、风景、猎奇之类的题材逐渐被新国家的新生活所取代。从1950年和1952年的两次新年画评奖活动可以看出，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倡导推动下，新年画已在逐步替代旧年画的主导地位，成为宣传新国家、新生活、新道德、新品质的新的艺术形式，“年画的取材已经开始从狭小的范围走向广阔，作品的内容也逐渐从贫弱趋于丰满”。［28］这也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解放后的新年画“不再看见财神送宝，而是生产劳动。不再是娃娃抱鱼，而是娃娃抱羊，娃娃扮演反蒋、反美游戏。不再是娇弱迎风、奇装异服的美人，而是健壮朴质、生产劳动的妇女。不再是憔悴可怜、衣不蔽体的奴隶，而是精神饱满、生气勃勃、打垮蒋匪帮、抗美援朝、建设新中国、翻身作主人的工农。不再是宣传封建道德和奴隶思想的戏曲故事，而是进行阶级教育的‘白毛女’、‘刘胡兰’等英雄传记，及富于人民性的戏剧、神话、传说”［31］。这一评论虽然多了一些阶级或政治的意味，却基本反映了年画题材和内容的重大变革。 

　　三是旧年画中传统表现形式的作品逐步被既能利用与发挥旧年画的优良传统又非常写实的大众化作品所替代。1949年和1951年两个年画工作指示既提出了充分利用与发挥民间年画的优良传统的问题，也提出了写实性的技术要求。因此，新年画创作运动中有关人民对于平安、长寿等幸福生活的希望与追求，对于山水、风景等美好风物的欣赏与爱好，以及为人民所熟悉的优秀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内容，都在一定程度上被适当地保留下来；而形式上的四扇屏、农历图、月份牌、中堂屏幅及连续故事画等也被很好地运用与改进。此外，写实的要求被重点予以强调。1949年11月12日，杭州国立艺专绘画系召开教学小组会议，该系主任庞薰琴指出：“我们教学计划中最主要的一点，是要奠定写实的基础，这个方针是不变的，要贯彻到底的。”［32］其后的新年画创作运动倡导的首重人物形象塑造的写实性、大众化方式逐步深入人心。 

　　（二）开展民间年画艺人和画家的思想改造 

　　为了贯彻文化部提出的“着重与民间画匠合作，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思想教育和业务上的改造，使新年画能够经过他们普遍推行”的指示［11］，1950年《人民美术》创刊号发表了《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要求广大的美术工作者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贯彻《共同纲领》的实践过程中，去体验去把握崭新的形象、新的事件及新的人物。作家自己就应该是属于新时代的人物。但是，对于“大多数往常画惯了‘时装美女图’，有时也画些‘福禄寿三星’或‘招财进宝’一类内容的月份牌画作者，今天向他们提出年画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叫他们把涂惯了胭脂花粉的笔尖掉过头来改画泥土、铁锤与枪杆，无论从技术上与思想上都是不容易的”。［25］因此1951年文化部与出版总署联合发出的《关于加强年画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文教、出版行政机关及各地美术团体，必须团结民间年画艺人并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和业务学习。此后，在年画创作中，各地人民政府文教、出版机构及美术团体等都积极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加强对民间年画艺人、画家的政策宣传及政治思想工作，组织他们深入群众生活，以普通劳动者为创作对象，锻炼提高他们的艺术表 

　　现力。 

　　1950年初，南京文工团的画家们在年画创作中首先通过对《共同纲领》以及文化部和华东区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的学习，加深了对政治任务的认识，提高了业务思想；而后又到南京近郊的小行镇等进行实际生活体验，了解农民的一般生活情况（包括土地关系、生产方法和风俗习惯等）、政治水平（包括农民对于人民政权的看法和对土地关系的看法等）、农民的审美态度（农民喜爱的事物、绘画和为什么喜爱等）之后，再进行年画创作。［33］1951年，贵州美术工作者协会筹委会把一些专业、非专业的年画艺人、画家以及部队、学校、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和美术爱好者等组织起来，通过集体学习、生活体验、创作讨论等工作，不但完成了年画创作任务，而且在创作内容和形式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28］1951年初，杭州国立艺专的老师们将其下乡、下厂的生活体验融入新年画创作运动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34］1953年以后，上海的月份牌年画画家们则主动要求下乡、下厂，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不仅创作出了许多鼓励劳动生产、赞扬劳动模范、保卫和平等新题材的作品，在风格上也逐渐摆脱了旧的庸俗趣味，朝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发展。［19］ 

　　应该说，新的时代要求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间年画艺人和画家们在新年画创作运动中也经受了严峻的思想和工作考验。 

　　（三）整顿与规范年画的出版和发行工作 

　　出版和发行是年画工作至关重要的一环。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旧年画大都在农村集贸市场或城市的旧书报摊、年画摊发售这一状况，在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颁行后，各地文教、出版行政机构等一方面在推销方法上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除在交通便利的城镇集市上建立销售点外，还在市集商店、摊贩、货郎担、合作社、学校、民谣馆等各方面广泛建立起发行网，并使用橱窗、街头展览、口头宣传、流动供应队、招贴、报纸广告等多种途径宣传新年画。［35］ 

　　另一方面，各地还采取严厉措施，整顿旧摊贩，严禁含有封建迷信的旧年画在市场上销售。如北京市早在1949年5~6月便已对集中在正阳门大街、宣武门、崇文门、西单、东单等主要交通要道和繁华闹市区的4.5万家（包括旧书报摊、年画摊在内的）摊贩等进行了整理整顿；［36］上海市公安局在1950~1953年对该市的15万多家旧摊贩进行了持续的整理整顿。［37］ 

　　另外，为了在旧年画仍占据大部分市场的情况下推动新年画的发行，一些职能部门也采取了相应措施来配合文化部的这一运动。如1950年初晋东绛县和曲沃对那些发售带有迷信色彩旧年画的商人、摊贩等收取60%的重税，严厉打击旧年画贩卖和无证经营。［35］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年画的出版数量来看：1950年全国各地年画创作总数达300多种，出版总数达700多万份；1952年年画创作总数达500多种，出版总数达4000万份，出版数量比1950年扩大了5倍之多。［28］ 

　　同时，为了推动新年画的发售工作，从1951年起，京、津、沪等地美术出版部门组织画家创作出版新年画，由新华书店发行，覆盖面遍及全国；1953年8月24日，铁道部客运处函复新华书店总店，同意将图片（包括领袖像、宣传画、年画）列作包裹运输范围，并于当年9月1日起实行，［38］卓有成效地促进了新年画的发售工作。 

　　新年画出版发行数量的快速增长，基本满足了对全民进行教育引导的需要。 

　　四、旧年画改造的社会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旧年画改造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最主要的是通过旧年画改造，使新年画成为贯彻党和国家政策、宣传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有益途径。与旧年画所描述的财神类、娃娃类、戏剧类、封建迷信类及风景、花鸟、走兽、写景纪实等相比，新年画以人民获得的美满、幸福的现实生活，替代了人们在旧社会时的虚妄幻想；用科学知识消除了人们的迷信观念，用新的革命道德品质肃清了封建意识的影响，使新年画“不再是宣传封建道德，提倡迷信，赞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接近裸体色情的内容了，也不是以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为标准，和靠财神爷发财的内容了”；新年画“是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集体主义、反帝反封建、劳动生产等思想内容为基本精神教育人民，是以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人民，是以反映生活的现实，人民共同的愿望与理想，典型的英雄人物形象教育人民”。［31］（pp.31~32） 

　　旧年画改造的另一个成绩，是促进了民众对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据1950年2月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当年全国23个地区共出版年画379种，印刷总数达676万多份。在调查所收集到的297张年画中以表现农业生产的题材为最多，占31%，其余题材所占比例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占10%、庆祝胜利及表现对领袖热爱的占13%、反映中苏友好及国际团结的占2%、反映解放战争的占6%、反映军民关系的占10%、反映民主政治的占3%、反映工业生产及工人生活的占3%、反映农村丰足生活的占6%、学习文化的占5%、提倡卫生的占2%、新旧故事画的占7%，其他（包括土改减租购公债等）占2%。［3］从上述题材可以看出，新年画既真实、客观地反映了新中国的社会现实，也精彩地展示了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形象。其后几年的新年画创作始终以现实主义的内在要求为准绳，围绕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主题展开。从当时比较畅销的年画来看，1949年的《开国大典》、《毛主席阅兵》、《中苏友好》、《学文化》、《农民和拖拉机》，1950年的《志愿军凯旋归国》、《新中国的儿童》、《劳动换来光荣》，1951年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保卫和平》、《新得的黄牛》、《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毛主席和农民版画家》，1952年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工农模范北海游园大会》、《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向北京报捷》、《人民的西湖》、《幸福婚姻》、《社会主义好》等，［39］既包含着民众对国家现状和未来愿景的认识，也包含着一种理性评价和感性态度，因此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是一个国家实力和形象的体现。 

　　旧年画改造还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广大的艺术家们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在新年画创作运动持续推进的过程中，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政治运动层出不穷，艺术家们也一次次地投入到了土地制度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恢复国民经济等政治生活的洪流之中。经过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再学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再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等，许多从事年画创作的艺术家们在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几乎都转变了自己原来的专业，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加入到新年画创作的队伍中，如著名画家古元、董希文、力群、张仃、彦涵等。［39］国立杭州艺专绘画系主任庞薰琴说：“本人过去也曾经提倡过新派画，而今天来执行这个新的教学计划，希望借此赎罪，使艺术完全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32］还有为数众多的艺术家们经过发自内心的自我价值观的剖析和改造，纷纷表示不再以旁观者的态度去画工农兵，而是真正参加到劳动群众中去，真正体味劳动人民的生活，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创作新作品，“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通过旧年画改造和新年画创作运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完成了对艺术家们的思想改造，使党和国家的现实政策与人民民主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并且促使他们逐渐地了解、适应了新的时代、新的国家和新的社会，进而加入到新中国建设中来，成为宣传党和国家政策及人民民主思想的重要力量。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旧年画改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一次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成功地清除了旧年画中封建迷信的毒素，表现了广大民众对现实政治和社会新道德、新理想和新价值观的追求和歌颂，而且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形象的塑造，因而对国家层面上的思想和道德建设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在肯定这一运动成绩的同时也必需看到，旧年画改造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极具政治化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带有极明显的政治功利性的、艺术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其改造过程亦不可避免地因政治因素自上而下的介入，使得传统年画中的人文精神日渐萎缩。这也是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 

　　［ 参 引 文 献 ］ 

　　［1］薄松年：《中国年画史》，辽宁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页。 

　　［2］《年画选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年版，前言。 

　　［3］建菴：《一九五〇年年画工作的几项统计——并附个人几点意见》，《人民美术》1950年第2期。 

　　［4］金冶：《杨柳青和天津的年画调查》，《人民美术》1950年第2期。 

　　［5］《华东革大文工团美术组关于苏州桃花坞旧年画调查》，《人民美术》1950年第4期。 

　　［6］柳剑：《关于民间年画改造中的一些问题》，《文艺报》1952年第17期。 

　　［7］陈烟桥等：《华东民间年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5 年版，前言。 

　　［8］张殿英：《杨家埠木版年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195~196页。 

　　［9］陈泊萍编：《蔡若虹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675页。 

　　［10］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页。 

　　［11］《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7日。 

　　［12］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教育部：《关于开展年节、春节群众宣传工作和文艺工作指示》，《山东政报》1950年第6期。 

　　［13］王朝闻：《一九四九年的美术界》，《新观察》1950年第1期。 

　　［14］《开展中南区的新爱国主义文化运动》，《江西政报》1951年第5期。 

　　［15］《一九五〇年文教工作总结报告》，《天津市政》1951年第20期。 

　　［16］察哈尔文联：《察哈尔新年画工作概况》，《美术》1950年第2期。 

　　［17］《各地美术活动简讯》，《美术》1950年第1期。 

　　［18］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一九五零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山东政报》1951年第5期。 

　　［19］薄松年、王树村：《十年来我国新年画的发展和成就》，《美术研究》1959年第2期。 

　　［20］《上海文化艺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736页。 

　　［21］《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出版总署　关于加强年画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6日。 

　　［22］《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代发刊词》，《美术》1950年第1期。 

　　［23］夏风：《一九五〇年东北的新年画》，《美术》1950年第2期；《东北画报社　选印明年新年画　首批十六种二十日出版 》，《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5日。 

　　［24］金浪：《杭州的新年画创作运动》，《人民美术》1950年第2期。 

　　［25］陈叔亮：《上海新年画运动记》，《人民美术》1950年第2期。 

　　［26］《全国年画展览会两天内六千人参观》，《人民日报》1950年2月21日。 

　　［27］《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颁发一九五零年新年画创作奖金》，《人民日报》1950年4月16日；沈雁冰：《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　关于一九五一、五二年度年画创作的评奖》，《人民日报》1952年9月5日。 

　　［28］蔡若虹：《从年画评奖看两年来年画工作的成就》，《人民日报》1952年9月5日。 

　　［29］《东北画报社　选印明年新年画　首批十六种二十日出版》，《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5日；《迎接新中国第一个新年　各地大批制年画　太原精印五十万份》，《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颁发一九五零年新年画创作奖金》，《人民日报》1950年4月16日。 

　　［30］蔡若虹：《论新年画创作中几个主要的问题》，《人民日报》1951年10月6日。 

　　［31］阿英：《中国年画发展史略》，朝花美术出版社1954年版，第32页。 

　　［32］《杭州国立艺专绘画系教学小组会议记略》，《人民美术》1950年第1期。 

　　［33］朱克可：《南京文工团第一次年画创作的经验：新年画创作在摸索中》，《文艺杂志》1950年第2期。 

　　［34］莫朴：《关于杭州国立艺专教师们的社会体验》，《人民美术》1950年第3期。 

　　［35］邹雅：《年画的创作组织与出版发行工作》，《美术》1950年第2期。 

　　［36］《北平市整理摊贩工作初步总结》，《北京市政报》1950年第4期。 

　　［37］《解放初期上海摊贩管理工作概况》，《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1期。 

　　［38］《新华书店总店史（1951~1992）》，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39］介子平：《1949~2009年新年画出版变奏》，《中国图书商报》2009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