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哲曾经简练地将科学与历史划等号，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和世界。如果只研究中国，不研究世界，就会落后世界潮流；如果只研究世界，不研究中国，就会脱离中国国情。研究世界和研究中国，基本内容就是相关历史。研究经济学的就要研究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历史。

一、经济理论来自经济史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1949年前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到上个世纪80年代建立起基本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此后，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仅经历了曲曲折折，更重要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形成了一系列创新，这主要是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参考了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前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目标一步一步明确起来的。邓小平1979年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副总编、1985年接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就提出过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他从理论上阐明了计划与市场是方法和手段问题，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选择问题，不是“姓”社“姓”资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还是要讲究，但不是在手段上讲究。这些重要的创见都来自中国实践，来自中国的经济历史。

　  中国现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也有许多经验与传统西方经济理论相悖。相对于西方典型市场经济的四个特征：私有制、完备的法制、崇尚个人主义、多党制，中国经济体制却包含着：公有经济与私人经济共存、半法制化、崇尚集体利益和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证明，这四个方面在一定历史时期有相当的效率，这种历史现象将催化中国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选择，应当从成功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两个方面来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才有助于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关系：即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速度与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与人口、就业、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与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等。

正因如此，老一代著名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在谈到经济史的重要性时说，经济史是经济学之源，经济学是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陈振汉先生也反复强调：经济史对经济理论的关系，是知识的关系，也是方法的关系。一些重要的经济理论或学说的形成是根据经济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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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陈振汉：《步履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二、只有能够说明经济史的经济理论才是有意义的

　  刘国光在1983年带中国社科院的一个学者访问团去纽约，当时福特基金会组织他们和美中经济学教育委员会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他跟普林斯顿大学华裔教授邹至庄先生有一个交锋。邹说，到美国学习经济学的中国理工科出身的留学生很快就能适应，因为理工科出身的学生逻辑接受能力强，而文科出身的就不适应，所以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招的主要应该是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而不招学文科出身的。刘国光说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逻辑的科学，它也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学习经济学或研究经济学只会逻辑抽象的方法而没有历史的方法、没有价值判断是不行的。实际上，这种分歧由来已久。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有人分析过抽象逻辑与历史常识的关系，认为西方一些学者多了逻辑少了常识，而中国一些学者则相反；缺少逻辑的学者往往被认为是研究不够深入，但是少了历史常识的逻辑则可能百无一用，甚至误入歧途。①

　  20世纪80—90年代，我国经济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经历，对于中国国情有较多的理解，不少人在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产生了对中国历史学习研究的偏好，他们在学习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往往与所经历的实践相比较，可以部分弥补经济史方面的缺课。此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大量的经济学后备人才没有受过经济史学的熏陶，缺乏对中国经济史的基本知识，这种对于历史的虚无主义状态可能使他们所学的经济理论成为空洞的教条。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重视经济史与正确对待经济生活中的偶然性(或特殊性)和必然性(或一般性)的关系联系在一起。黑格尔曾经说过：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尤其是那些与人类的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哲学的职责不是遗忘它们，把它们像蛛丝一样抹去，而是对它们进行深刻的反省，从中记取经验和教训，以便人类能够以更合理、更健康的方式生活在世界上。唯心主义认为历史现象是偶然性的集合，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事物都具有特殊性和一般性结合的性质。一般性是对偶然性中必然性的归纳和总结。这与我们研究的范围和对历史现象的比较相联系。②对偶然性的遗忘、对意外和风险的漠视，是我们应该从哲学的高度上加以总结的重大经验教训之一。一般说来，偶然性不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趋势，它对整个事物的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以及使之带有这样或那样特点的影响。强调偶然性的潜在意义是肯定了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作用。而这一点，恰恰是模型难以体现的历史与现实。

相对于其他社会现象或社会变化而言，经济史中的事件以一般性为最多。这是因为：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中最广泛，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活动；经济上的变动，是比较缓慢的，而且经常重复。因此，在经济史研究中，能够比其他历史部门更好地运用理论工具，运用统计方法，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能够运用一些理论假设来分析历史材料，主观地理论假设能够相对容易地得到检验。这也使得经济史与经济学理论可以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三、盲目搬用国外经济理论会产生误导作用

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私有化或者不断向私有化演变；要坚持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市场万能论，把国家的一切正确调控都说成是官僚行政的干预；要坚持为保证效率而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同时要强调社会公平、福利保障，而不是极力扩大社会鸿沟，为暴富阶层说话。要做到这些，都需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指导。如果简单照搬西方经济理论，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势必走向“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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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②参见陈振汉著《步履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改革过程中一个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一度泛起。譬如：对历史不做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采取全盘抹煞或否定的态度。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股份制、租赁制、证券市场的理论论著中，宣称它们是中国80年代才出现的新事物，是“第一个”，而不知道它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出现在中国土地上，并有过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与经验教训。又如国企改革。过去人们把国企问题归咎于“斯大林模式”，可是现在“斯大林模式”早已寿终正寝，西方“先进”的公司制早已落户中国，为什么经历了20多年的国企改革今天依然困难重重、步履蹒跚?这就不能不问一问中国的历史。①此外，视而不见中国曾经存在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是非功过，不进行客观、公正、全面地分析，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在理论上，否认半个世纪以来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党的领导层对经济体制改革所做的有益探索和贡献，把改革的成就简单归功于现代西方经济学。邓小平明确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是基本经济制度。因此，不应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也不应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在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反对研究计划经济时期的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认为其中不可能有理论创新，等等。

实际上，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认识和理解离不开对中国计划经济历史的了解；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和理解离不开对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国民党执政时期经济体制的认识和了解。由于经济史、经济学说史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将来会付出代价的，而且现在已经在付出代价，因为历史是割不断的”。②

四、获得经济学成就的人大都得益于经济史

　  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经济史与经济学走过“统—分—统”的变迁，体现了经济学的进步：从经济学萌生时期到政治经济学创始时期，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学二者是统一的。在现代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1623—1687)和亚当·斯密(1723—1790)的许多论著中，抽象的理论推导和历史资料的统计分析二者结合在一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可以说是一个历史与推理同样多的著作。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一个股票商，对历史涉及较少，他的书理论性、数学性较强，但他的理论问题也是具体的、实际的问题。此后，以马克思(1818—1883)、恩格斯(1820—1895)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注意将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密切地结合起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运用这种方法分析经济史中反映事物长期发展过程和多方面关系的大量统计数据，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结论。真正的经济学大师都得益于使用这种方法。

例如：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诺思、戴维思、福格尔的新历史经济学，从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分析到索洛的技术进步分析，从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理论到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周期理论，甚至只是一个创新概念的提出、一条倒U型曲线的描成，经济规律总是隐藏在有着漫长时间过程的经济现象背后。他们将经济史作为经济学的重要源泉，将经济史源流与经济学的源流有机结合起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常常与经济史学关联。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挪威经济学家雷格纳·弗瑞希和荷兰经济学家扬·丁伯根，他们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经济学的计量分析技术上开创了新的道路，其理论创建得力于对经济史的研究。此后仅1971—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学者中就有7位是直接研究经济史而成为大家的。在我国，老一代的经济学家如马寅初、陈翰笙、王亚南、孙冶方、薛暮桥、许涤新、严中平、巫宝三等都是吃透了中国的“昨天”，才对中国的“今天”提出明确、清晰的认识。

情况表明，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始终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学界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可循的。无论是不同社会生产方式的更迭，或者同一生产方式内部的变革，都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新的生产和交换方式，是对旧的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否定，同时又是对原有生产和交换方式的继承和发展。否定中包含肯定，扬弃中有继承，当然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继承和肯定，而不是历史的重复。因为生产力是一种既存的力量，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任何领导革命或改革的政党都只能在原有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求得生存和发展，不可能在空地上另起炉灶。保守的复古主义，或激进的历史虚无主义，都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而远见和洞察力来自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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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刘福寿《中国经济学患有“贫史症”》，载《经济学家茶座》2004年第1期。

②王洛林在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上的讲话，2004年8月17日，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