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近五千年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建立在高度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灿烂文化遭遇到西方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化强烈冲击，当中华民族通过民主革命实现了国家独立并为现代化扫除了制度障碍后，如何建立起能够既适应国情又符合现代化的文化，即实现文化的转型，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成为继工业化、民主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之后的第五大任务。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探讨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走在全国前列的吴地文化发展与转型，以及其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就是一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作用的事情。
一、“多元一体”下的传统吴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历史悠久和区域之间地理条件的差异以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始终是“一体多元”，即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多种多样具有地方色彩文化汇集而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当然，就经济思想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或者说主导的思想，是儒家“重农抑商”思想，但是这里的所谓“抑制”，并不是一般的抑制商业发展，而是抑制民间商业的发展，使得有关国计民生的商业及其利益控制在国家手中。但是，从春秋以来，即在儒家思想产生的那天起，就始终存在着重视人民物质欲望和工商业的思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说：“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持能之荣，使欲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又说：“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以江南为核心的吴地，唐宋以来即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人民最富庶的地区，自然也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素来就有“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杏花春雨江南”之称。由于这个地区经济发达，因此人民就“安土重迁”，人口流动性较低，即不愿意外徙。这种人口的稳定性加上工商业发达，就使得人们不仅交往多和频繁，而且在交往中更多的是博弈论中所说的“多次博弈”，即人们的交往不是“一次性的”或“一锤子买卖”，在这里，诚信和品德就非常重要。而这种建立在工商业发达社会里的诚信和交往品德，虽然从表面上看与建立在农业基础上以血缘和熟人圈子为范围的诚信一样，但是实质上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已经是一种社会范围内的诚信，而不是亲友间的诚信，它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和生产生活的社会化。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小说《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即描述了吴地工商业的发达：“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抒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
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而吴文化则在其中更多地代表了商品经济的文化特色。商品经济是开放型的经济，必然要突破家族血缘甚至亲友的关系圈，离不开公共产品和社会公益事业；同时，商品经济又是自愿互利的平等交易，并且风险大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此，历史上的吴文化，虽然仍然属于儒家文化范畴，但是具有自己明显不同于主流的特色。众所周知，中国的儒家文化在宋以后的发展呈现出偏向理学的趋势。而以无锡东林学派所反映的儒家文化，由于建立在工商业发达且承担国家税赋最重的吴地，则具有了与主流的儒家文化不同的内涵和创新。这就是“躬行实践的知行观”、“民本财末的伦理思想”（财是指财政）、“经世为民的实政思想”、“工商皆本的重商思想”、“贫富两便的社会思想”。例如东林领袖之一高攀龙成立的同善会，可能是全国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他号召富者人人向善，“捐聚而储之，见有隐于中者施之，于是无告之人，寒者得衣，饥者得食，病者得医，死者得彗[该左边加“木”偏旁，请造此字]。”[①]
著名近代企业家无锡人荣德生的荣氏家谱在明代即有家训：“士农工商虽不同，皆是本职。”“他日不必就做秀才、做官，就是为农、为商、为工、为贾，亦不失为纯谨君子。”[②]
针对传统文化“士农工商”的排序，薛福成在《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中甚至提出商握四民之纲的理论：“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造国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③]
“工商皆本”的思想还反映在吴地的教育上。据著名经济史学者李伯重在《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中就提出：明清时期的江南教育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即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前者是以科举为目的，而后者是以实用为目的，特别重视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后者的发展，既是江南工商业经济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为其提供了人力资本，促进了经济的发展。[④]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里，吴地有文化的乡绅，一般都关心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当然许多必然带有血缘关系的宗族公益事业），诸如设立公田（包括族田、学田等）、兴办教育、修桥补路、救济灾民等。清史专家张研曾对《光绪无锡金匮县志》中有关族田史料进行过梳理，说当时义庄多达51个，每个义庄的公田多者千余亩，少者亦二、三百亩。她转述民国时期农村调查报告说：“常熟、吴县、无锡、昆山等县的族产都在十万亩上下”。[⑤]
由于吴文化中的这种强调“经世致用”和“工商皆本”，强调“民本财末”和“义利兼顾”，这就为近代以来吴地的经济转型和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比较好的社会和思想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