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60年为一甲子，2010年，新中国进入“第二个甲子”；也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启动之年，又是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要求之年。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研究者，围绕科学发展这条主线，深化研究，开拓了诸多有价值的分析视角和创新性的探索。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中的一些内容，诸如 “后发国家的赶超战略”；“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有效并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性经济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有效调节与协调发展”等观念和作法具有比较普遍的研究价值。可以说，对中国现代经济历史的探索与解读，正在成为人们理解当代世界的一把钥匙。一些人因此认为，经济史比经济学重要，金融史比金融学重要，因为很多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需要一定的历史沉淀才能显现出其真实的面貌。关注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机构不断有所增加，关注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中外学者也越来越多。

回顾2010年现代经济史的研究，概括起来有三个特点。受篇幅和眼界所限，以下例证仅仅体现部分视角和新意，只占发表成果的极小比例。

当代社会需要经济史回应三个关系：一是中国社会种种变迁的经济渊源；二是国外蜂拥而入的各种经济学理论、方法与中国历史的关系；三是近年不断发现的新史料对以往经济史研究的补充与碰撞。这促使现代经济史研究不断深化，而且视野放宽、拉长。2010年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反思新中国60年经济变迁，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如赵德馨：《中国市场经济的由来——市场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1]依次考察了中国氏族社会后期以来4000多年市场关系的发展所经历的商品货币关系、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三个阶段，以及各个阶段中市场关系诸要素的演变过程与特征，证明它们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市场具有为自己扫除前进障碍的内在力量；市场经济向前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是4000多年经济运行的必然结局。

陈锦华等：《开放与国家盛衰》[2]，立足于探讨开放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以世界各国开放历史为经，中国对外开放历史为纬，梳理了汉唐时期以来，中国从早期的对外开放到后来一丧失开放机遇，再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抓住机遇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

武力：《从二百年的大视野看新中国六十年经济发展》[3]，主张将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历史，放到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到2049年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200多年历程中去看。

葛剑雄、安介生：《20世纪中国移民史的阶段性特征探讨》[4]，阐述了20世纪移民史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提出影响与造就20世纪中国移民史阶段性特征的历史与地理背景的关键因素：首先是政治体制变迁与国家安全方面的影响因素；其次是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因素；最后是自然环境(包括自然灾害)及地理因素。

对于生产力发展史的长期变迁研究成果也在呈现。如杨学新 任会来：《中国农具80余年的变迁研究》，[5]以1923年卜凯盐山县150农家调查为比照点，探究近80年来农具变迁及其体现的内涵。指出河北农村农业生产工具80余年的变迁可以划分为1945年土地改革以前，1946年土地改革——1981年，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至今三个阶段。(一)1945年土地改革以前为以人、畜为动力的传统农具阶段；(二)1946年土地改革——1981年为传统农具与机械动力农具并用，以传统农具为主时期；(三)1982年至今为机械动力农具逐渐占主导时期。

以上例证的研究期限分别为4000年、2000年、200年、80年的，此外还有大量期限在60年以内的研究成果。如汪海波等《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增订本）》[6]；张连辉：《中国发展战略与工业污染（1953-2007）》[7]曹普：《从指导方针的演变看新中国的十二个五年规（计）划》[8]；董志凯：《政府与市场在中国大陆投资中的作用变迁（1949-2009）》[9]；黄季焜：《六十年中国农业的发展和三十年改革奇迹——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和市场改革》[10]；叶敏华、陈祥生：《从集体化、市场化到人本化——建国以来“三农”政策的目标定位及重大转变》[11]；朱敏：《基于工业化指数的我国工业化进程判断》[12]；施从美：《从土地文件变迁看中国现代国家成长轨迹：以建国以来中央颁发的土地文件为观察点》[13]；胡鞍钢、童旭光、王亚华：《当代中国交通发展：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改革》[14]；肜新春：《建国以来我国铁路建设的区域布局和空间演进特点分析》[15]等。

这些成果反映了拉长时限探索规律的研究特点。

　  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可持续发展，面临一系列两难选择。鉴于历史在螺旋性上升中往往有相似之点，现代经济史研究对象往往也是现实经济中关注的焦点。人们以期从历史中寻求经验与启迪。2010年的研究在若干方面体现了这一趋势。

中国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农民继承了中国农业历史上的成功经验。正是农村改革及其成功，才有力地联结了中国的历史和未来。官民共有的历史经验导致农村改革的成本-收益水平优于其它领域改革，其面向未来的意义还包括改革的社会动员，补充政府的政治资源，以及广泛的制度示范。今天，中国农业今天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契机。这主要源自三大趋势的交汇：1980 年代以来人口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和其所导致的1990年代以后新增劳动力的递减；快速的每年约1%的城镇化以及大规模的非农就业；人们食品消费和全国农业结构的转型，从低价值的粮食转向更多的高值农产品，既是进一步资本密集化也是进一步劳动密集化的、能够吸收更多劳动力的农业。结果是农业劳均产值持续上升，在近三十年中达到平均年5%多的增长率，总共上升了不止五倍，远远超过一般意义的“农业革命”。在承包地制度下，土地使用权被一村一村地均分给村民，因此，中国的农民没有像印度那样“无产阶级化”。农业收入虽然很低，但即便是最贫穷的农民也占有承包地的使用权利，其所起作用相当于一个生存的安全网，防止了完全的无产化。合作组织自发兴起正是出于小家庭农场的纵向一体化的需要。它们显示了强壮的生命力。如果国家银行，或者村、镇政府，或者两者联合，能够接纳承包地权作为抵押而为农民合作组织提供信贷，或者更进一步，根据合作资本以及经营经验或潜力而为合作组织提供信贷，必定会赋予这些组织更强的生命力。中国乡村出路，主要是以小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组织。[16]

从承包制开始的那一天起，农村的土地流转就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初的土地流转，受承包期短的限制，土地流转一般在村组内农户之间或亲戚朋友之间进行，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不少农民种地亏本，撂荒现象日益严重。各地政府为了禁止农民撂荒，普遍向撂荒农民加征100元/亩左右的撂荒费。于是出现了两种形式的流转：一种是亏本转包，承包农户把自己的承包地给他人种，不仅不收租，反而倒贴100－200元/亩；另一种是承包农户为逃避沉重的负担，将承包地一撂了之。当下土地流转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类似80年代的土地流转，基本上在村内农户、亲戚朋友之间流转。这种流转方式最近3年有了新发展，即农户承包地向农民互助社、合作社流转。第二种土地流转形式叫“占补平衡”或“建设用地指标异地流转”。有些地方利用国家“土地占补平衡”政策，鼓励村庄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新村庄实施统一规划和建设，对旧村庄进行统一整理和改造，以节约土地。第三种土地流转是资本下乡整合农民土地，土地向农业资本集中。改革发展可以慢一点，决不可重来一次。[17]

　  中国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起于改革开放初期。1.1978～1983年：“控制流动”下的准备阶段。2.1984～1991年：“允许流动”到“控制盲目流动”下的就地转移主导阶段。3.1992～2000年：“规范引导”下的外出务工主导阶段这一阶段。总的看来，自1992年开始，国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18]

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家决定实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以便在最高纲领与现实约束之间取得平衡。但是，短暂的执政实践迅速修正了国家先前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态度，并由此导致了50年代一场朝向全面公有化的产权变革。这次产权变革在方向上是朝向公有化的，在时序推进上是激进的，在变革倾向上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而所有这些，无不与1978年以来朝向民营化的渐进改革具有一种结构上的对称性。50年代的激进公有化，是一个“财政能力一治理能力”处于“低水平均衡”中的传统国家在遭遇外部危机时的自然反应。[19]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劳资关系与资本市场的历史探析不仅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而且在理论上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于是一些文章重新探索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劳资关系和资本市场。如：霍新宾《建国初期劳资关系的国家整合——以上海劳资协商会议为视点》一文探讨了新中国成如何创构“民主、平等、两利、契约”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通过对上海劳资协商会议动态演变的考察可知，其始终蕴涵着协商合作与阶级斗争两种劳资关系形态。从“五反”前后的历史事实，可以蠡测中共创构新民主义劳资关系的实效与困境，以及其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而进行社会整合的艰辛与努力，建国初期工人、资本家和中共政权和资本、利益互动的复杂意蕴亦由此得以实证。[20]

　  资本与资本市场，是商品与市场经济存在的社会环境中不可或缺、不能回避的经济范畴。陈云利用国内外资本和资本市场搞工业化、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为百姓摆脱经济困境所作的努力对今天仍有启迪作用。陈云对待资本和资本市场的几个特点：洞察资本的自私逐利本性；运作资本与资本市场的目的是为国家谋利；在发展国家资本的过程中，注意发挥市场与竞争机制的作用；将国有银行作为在资本和资本市场中体现国家意志的机构，充分发挥国有银行的主渠道作用等，体现了当代中国对待资本与资本市场的独创性。对于陈云的金融思想与实践在新形势下进行回顾与分析。包括指出陈云对金融安全的理论思考不仅具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而且这些思想的许多方面也反映了我国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体制下具有的一些继承和延续的共同认识与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个奇迹。中国资本市场在20年前什么都不是，20年后全球第二，仅次于华尔街。印度1875年开始建立资本市场，今天全球第五；巴西自1890年开始，今天全球第八。[21]

随着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的要求日益突出，科技创新与产业经济发展的历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往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从产业史角度作得很细， 2010年我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如汪海波等写作了《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增订本）》[22]，高等院校开设了产业经济史教程。《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开设了“技术与产业经济”专栏，发表了常明明的《土改后农业技术改进研究》；徐建青的《统购统销制度下农民家庭棉纺织成本收益探析》[23]等有关文章。

培育优质种子是农业革命重要环节。以往研究对此涉猎较少。杨虎、王红谊、李群：《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玉米育种政策的演变及影响分析》[24]探讨这一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具有一定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后玉米育种政策演变有着明显的时代性特征。杂交玉米育种方向的确立与杂种培育；“南繁”等异地培育理论的发展与示范效应；组织玉米育种攻关和改革管理措施。

以往少有披露的科技史料，特别是国防科技发展的历史开始面世。如谭邦治的《纪念“580”任务完成30周年》阐述了中国航天如何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符合我国实际、行之有效的系统工程的组织管理办法。[25]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加之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至今未终结，致使金融史研究越来越热。中国经济史学会众多理事所在单位相继召开近现代金融史研讨会。学术资料、专著、论文竞相推出。天津市档案馆出版了《近代天津金融档案系列丛书》选编了“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天津时期的重要档案史料，《大陆银行档案史料选编》和《金城银行档案史料选编》公开出版，盐业银行、中南银行的档案计划在2012年底出版。这为研究北四行以及近代天津和北方金融史提供系统史料依据。

以往认为计划经济时期金融只是财政的出纳，甚至认为计划经济时期没有货币政策。近年来这一认识有所变化。赵学军在其已出版中国现代金融史两部专著的基础上，撰写了《略论“一五”时期信贷资金的计划配置》；[26]张鹏、许亦平、林桂军撰写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货币政策回顾：1952—1978》[27]。这两篇文章将银行体制与货币信贷管理制度联系起来研究，阐述了计划经济时期的货币政策。前者分析了“一五”时期的存贷款情况。后者跨度较长，认为1952—1957年间，中国人民银行以现金发行量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进行直接调控，对货币政策变量能够有效控制。1958 年的信贷管理制度改革，破坏了与单一银行体制相对应的制度安排，导致中国人民银行对贷款总量失控，引发严重通胀。1966—1978年间，银行组织机构虽然遭到破坏，但中央仍掌握对信贷的控制权，货币供给没有失控，这期间通过严格管制价格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以每年平均近10%的世界少有增长速度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认识中国快速增长的原因成为关注的热点。

　  虽然渐进式改革是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较优选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近式改革对于经济发展的成本收益比已经开始逐渐转变。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已成共识，然而改革的路径该怎样走，如何在公有制条件下引入市场机制，成了接下来的争论焦点。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一句纲领性的文字是：“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价格体系的改革则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那么，“中心”与“关键”有没有先后，谁更优先？《决定》没有明确定义。由此理论界形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企业主体改革派”，一个是“整体协调改革派”。改革三十年来大的争议发生过三次，最为注目的是自2004年以来的 “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争论的背景首先是三十年利益格局调整。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损益分布日渐不均，当年“共识”赖以存在的基础被瓦解，来自底层的动力逐渐降低，加之一些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扭曲”，中国改革的推进也越来越难。在中国改革的语境下，现阶段要想获得改革的“重叠共识”，自然轮到“先富者”通过承担更多“改革成本”等方式，让利于“后富者”与“未富者”。近两年来，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切，让全体人民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改革真正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种“宣示”是成熟的执政者综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体现。GDP指标的缺陷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但在我国却更加严重，使之不适合作为发展目标的唯一衡量标志。[28]

在过去300年里，全球发达国家的比例不到20%。而现代世界中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的可能性约为5% 。[29]这样有限的机遇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战略受到普遍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60余年中实施的赶超战略，丰富的经验教训必然成为研究的热点。一方面，对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方针，比较多的成果认为，这是中国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需求所致，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同时也抓住机遇，取得了难以替代的重大成就。针对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关于集体行动没有效率的理论，钟祥财的《特殊压力下集体行动的逻辑——对计划体制的一个经济学解释》，[30]作了不同的分析。他认为在常态条件下，集体行动一般是缺乏效率的；而在特殊压力下，集体行动可以是具有效率的。本文还阐述了这一结论的多方面含义。历史上的许多案例表明，计划体制的产生和有效往往有着特殊的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的情况是这样，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再如，在遇到自然灾害(地震、洪水等)时，集体行动具有显著的有效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也是在特殊压力下取得成效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抗美援朝战争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落后的国民经济状况亟需改变，建立现代工业化体系迫在眉睫。所有这些，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投入国家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结论：在常态条件下，集体行动一般是缺乏效率的；而在特殊压力下，集体行动可以是具有效率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批学者正在将赶超战略延伸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探索，对于近30余年的增长与发展模式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与分析。改革开放的中国发挥了三大优势：劳动力的价格优势，产品出口的成本优势，先富后富共富的发展动力优势。与此同时，改革开放面临着三方面的深层问题：资源能源难以支撑，生态环境难以承受；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关键核心技术；贫富差距扩大，国内需求不足。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三番五次说要进行调整，但是老调整不了。怎么办?关键是我们必须支持改革，加速改革。如果我们在改革方面退让。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经济发展模式调整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的可持续增长就会受到威胁。[31]

对中国快速增长的原因的探索很多，观点各异。自2008年以来，比较相同的认识有二点：一是改革开放为中国发展提供动力；二是改革开放使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除了前述赶超战略与增长模式方面所提到的改革带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三个优势之外，研究还认为：

“中国模式”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当代中国实现形式，“中国模式”必须有效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不仅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命运将是一个依生产力标准自觉选择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结果。[32]中国大陆投资的历史表明，政府与市场或政治与经济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不是互相分离的，也不是相互对立的。1978年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各种超经济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干预下，特别是政治权力的积极介入才创造出来的。至今始终实施的是政府主导投资的方针，相对于不同的投资主体和投资对象，在投资中，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诱导作用的方式和比重大小不同。中国进一步发展依然有赖于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积极性。[33]县级政府间的竞争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34]

经济转型，经济体制转变对收入分配格局和分配差距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相比而言，中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动更多地受到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动更多地受到经济转型因素的影响．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动更多地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工业部门的利益分配格局实际上表现为向劳动者倾斜，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则产生“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工业企业利润的高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工资的缓慢增长为代价的。这说明收入分配格局在向资本方快速倾斜。分析的目的在于增加人们对要素分配份额变动的理解和为合理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提供支持。[35]

改革开放之初，取消粮票、布票、肉票等票证，是价格第一次闯关；上世纪80年代末解决物价双轨制放开消费价格是价格第二次闯关，以解决市场体制不顺、价格扭曲、高耗能社会的难题。目前是物价第三次闯关，以解决生产资料与民生领域的价格双轨制。[36]

1980年代三代经济学家的作为：第一代，是像薛暮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等，这一代既是革命者，又是学者；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教条主义者。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中国需要改革，当历史机会到来时，全身心投入。第二代，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诸如刘国光、董辅扔、孙尚清、吴敬琏、厉以宁、赵人伟等，他们年富力强，先是用正统理论阐释改革，把政策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继而补修现代经济学，呼唤市场取向改革。第三代，曾经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赶上上大学、读研究生，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以极大的热情和激情直接切入到改革的核心问题。他们承上启下，将发自中国社会底层农民、工人、老百姓的自发的改革意愿和呐喊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我国若干经济学界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轨迹的特点如：马寅初的人口发展思想；孙冶方的价值规律思想；顾准的商品经济和东方专制思想；于光远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厉以宁的所有制改革思想；吴敬琏的市场经济思想；杜润生的农村改革思想；刘国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想；张五常的交易费用思想；晏智杰的生产要素价值思想等各具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也编辑出版了《影响中国经济进程的100位经济学家》。[37]

经济发展与生态变迁从来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个“孪生”过程。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都建立在生态破坏、环境掠取的基础上。随着全球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中国经济学者以前所未有的危机意识，应对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对中国经济模式的挑战，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绿色革命”提供思路。在中国100多年的现代化过程中，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300多年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生态破坏在中国集成性的出现和累积。首先是新中国成立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生态殖民和生态掠夺；其次是计划经济时期传统发展方式导致的生态破坏；第三是改革开放时期的生态赤字。除了三种历史形态的动态纵向累加以外，从横向看，在当代中国，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生态破坏形态都已经出现。包括农业文明时代的水土流失、土壤沙质荒漠化、石质荒漠化等，以及工业文明时代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甚至出现了严重的信息化时代的电子污染、重金属污染。总之，人类发展特别是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当代中国集中出现，呈现出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如果不能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中国发展的生态空间将日益逼仄，中国的发展将难以为继。正是在此背景下，新世纪以来，中国党和政府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38]

除了上述特点外，2010年度在国情调查、社会调查以及利用分析方志、基层的资料方面进展比较突出。地方志、地方档案馆馆藏以及大量调查案例中的一手材料正在成为经济史研究取之不尽的丰富资料源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近年来将农村调查作为学术资料积累和研究突破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充分利用老一辈学者于20世纪20年代末开创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学术财富。在1958年、1987年和1998年对两市的22个村庄作了3次跟踪调查，形成了我国国内唯一以户和村为单位连续70年的跟踪调查资料，对研究20世纪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近几年，一方面对原调查村庄进行跟踪调查，以及时掌握变化动态，另一方面建立新的调研基地，扩大调研领域，完成了对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山西省阳城县西河乡、河南省新野县上岗乡、山东省陵县边临镇等乡镇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调研，正在开展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镇、黑龙江省通河县乌鸦泡镇经济调查。此外，滇青甘农牧藏区调研补充了以往难得的这些区域的历史资料[39]。这些乡镇调研既使科研人员了解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动向，也促进了现代经济史中有关“三农”方面的研究。同时，现代经济史研究注重利用基层原始资料和地方档案开展研究取得一批成果。在这方面，中共党史研究室和《中共党史研究》以及一些地方院校的研究生论文建树较多。如：张海荣：《富有研究价值的乡村记录——一位大队书记的工作日记》[40]；葛玲：《统购统销体制的地方实践——以安徽省为中心的考察》[41]；扈映;范钧：《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浙江省社队企业发展的历史回顾》[42]；魏本权：《合作组织重构与乡村社会变迁——以一九四九年山东省莒南县合作社的整理改造为中心》[43]；彭正德：《新中国成立初期合作化中的政治动员与农民认同——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例》[44]等。此外，对于新中国建立初期上海私房改造的研究是利用了上海档案馆开放的部分档案才写成的。[45]

除了上述三个特点和前面提到的专著外，2010年还有一些重大专题研究成果值得关注。

如由黄孟复主编的《中国民营经济史（纪事本末）》（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该书在工商联研究室的主持下经过反复修订正式出版。其特点是以纪事本末的形式、运用翔实的第一手历史档案文献资料阐述了1949-2009年60年的民营经济发展历程。其中工商联的一些档案资料为首次披露。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和新华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曾培炎著《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一书全方位地回顾了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决策历程。此外，宋超：《建国初期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系统地梳理了这方面的资料。张志勇著《中国往事三十年——揭幕民营经济的中国式进程》（经济日报出版社）；以及姜长青：《转折与突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经济调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等著作均从一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现代经济史。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１００８３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