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经过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艰辛探索和实践，已摸索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通过这条道路，中国改变了落后面貌，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现在正全面启动新一轮改革，为了后续的探索能符合国情和时代发展潮流，需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其中离不开对六十余年经济史的回顾与思索。 

　　一、独特的资源禀赋是选择中国道路的基础 

　　选择适合中国发展道路的基础在于适应中国独特的资源禀赋。中国是世界罕见的具有数千年历史的统一大国。地域和民族的多样性，统一国家历史的相对稳定性，造就了千姿百态的乡村、城镇，经济、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抓住其中的关键环节和特点？ 

　　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讲道，“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认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1] 

　　邓小平抓住的两个特点与毛泽东的看法一脉相承。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模式”，认为在中国落后的经济和文化背景下，无法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和苏维埃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经济落后，因此有大量的人口滞留在农业和农村，这就导致了最好的土地制度不仅应该能够实现土地的产出最大化，提高这种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必须考虑到这种土地制度的外部性，即土地的分布和流转不致引发因部分人失去生存手段而出现收入差距过大和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新民主主义国家所面临的任务是进行至关重要的改革，首先是实现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土地改革不仅完成了从地主土地所有制向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巨大转变，使3亿多农民能够在农村“有业可就”，而且带来了乡村社会的历史性变革。[2]在这场运动中，土改工作队的建构，阶级成分的划分，乡村政治的重塑，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格局和秩序，建构了新的、良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还不能立刻吸纳农村和农业大量富余的人口时，土地制度具有的社会安定保障功能就突出出来。这是农业合作化以后土地归公和1978年以后实行以家庭经营后直至今天仍然维护土地集体所有的重要内在原因。 

　　与此同时，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联合政府领导国家，在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如大型工业企业、交通运输、金融等方面）以及限制私人资本增长的基础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同时对私人资本实行监督。[3]这样的道路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被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十六字方针。这一方针指引了新中国建立后头七年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以及朝鲜战争促使中国要求迅速推进以能源、原材料、机械为主的重工业发展，尽早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从而提前、提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个体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在短短的四年内基本完成。这一方面使国家得以通过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压低消费水平，在资金、技术、设备、人力资源等方面突破瓶颈制约，为中国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企业和个人积极性难以充分发挥的弊病越来越凸现出来。“文革”的倒行逆施从反面促成了万众一心的改革开放。30余年的改革进程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总量第二的经济大国。 

　　目前，中国13亿人口，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据2008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公布的全国耕地面积是18.26亿亩。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资源与财富相对较低，仍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3月28日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所言：同样一桌饭，即使再丰盛，8个人吃和80个人吃、800个人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深知，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高13亿多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 

　　既要避免财富占有差距过大、社会不公造成的动荡，又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经济持续发展，还要应对国际竞争的挑战和压力。这是我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缘由与目的。 

　　二、曲折的路径体现了选择中国道路的经验 

　　中国道路经历了曲折的路径，在选择过程中有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成功的选择来自认真吸取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 

　　（一）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建立使中国克服资本的瓶颈制约 

　　中共中央于1952年底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其核心是“一化三改”，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至1957年，中国经济成分逐渐趋于单一。这种状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不相适应。另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与国家意志，其动员渗透能力深入到社会的底层。同时，共产党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变为国有或是集体所有。而这个庞大的公共资产，是后来3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资本。 

　　尽管如此，早在1956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改造中出现的问题即有所认识，试图“以苏为鉴”，于1956~1957年提出新的认识并制定了有关政策设法纠正，试图修正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管理制度[4]。这一探索在理论上没有上升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很快被中断了。 

　　由于社会主义鲜有前例，加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尚在建设，中国虽然试图克服苏联经济的弊病，但总体上仍把苏联的体制和做法等同于社会主义，把经典著作上的一些论断当作教条对待。加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禁锢了改革的探索。只有当教训足够深刻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改革的风帆才真正扬起。 

　　因此，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明确宣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习近平总书记概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极力探索取得的。 

　　（二）改革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决定于历史变迁 

　　早在1956年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时，即开启了中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探索。陈云是明确提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第一人。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首提中国的计划经济要有“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即：要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来补充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一定数量的按照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来补充计划生产、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来补充国家市场的“三主三补”思想；[5]并按照这一思想，于1957年主持制定和颁布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6]力求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工业化建设，在经济总量上实现财政收支、信贷收支、物资供求、外汇收支四个平衡，并强调农业对经济建设的“约束力”。但是，经济路径没有按照这一轨迹直线前进，而是采取了与苏联做法也不相同的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过程由于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盲目推崇高指标、刮共产风、大炼钢铁，实施手段强迫命令，导致浮夸、高征购，劳民伤财，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陷入困境。 

　　此后的调整时期，陈云强调，把重点放在农业和市场上。在农业上制定与实施“农业六十条”，通过缩小社队规模、取消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改变农业基本核算单位，否定了“一大二公”的大公社经济制度，最终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体制，[7]终结了大公社体制；同时减少粮食征购，试行包产到户，留足自留地和母猪私养。[8]在工业上制定“工业七十条”，扩大企业财权，改革工交企业财务管理和物资供应体制改革，试办托拉斯。在商业上国家计划收购市场和自由市场并行，注意恢复与发展传统产业和传统市场。五年调整，不仅使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而且完成了重大工业建设项目，主要产品产量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其中的许多成功做法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调整国民经济的借鉴，并为日后的改革开了先河。这些情况也表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是继承、发展、创新的关系，不是互相否定和割裂。 

　　1978年以来，中国在走向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对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认识和实践也有多次重要进步和突破，每一次都对改革起到全面推动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五次。第一次是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重要论断，第二次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方针，第三次是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命题，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观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具体化，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9]其间的每一次进步，背后都有丰富的实践与纠偏，是由实践中总结经验与比较学习的结果。 

　　（三）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是为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 

　　否定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必要性，曾经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损失。改革开放以来，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到1997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为2850.86万户，从业人员5441万人，注册资金2573.98亿元；私营企业96.07万户，从业人员1349.26万人，注册资金5140.12亿元。1997年，全国个体私营经济纳税540亿元，比1986年增长10倍多，占全国工商税收总额的比重由3.9％上升到7％。1999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出台。这是中国继制定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之后，制定的第三部涉及规范私营企业市场主体的法律。至此，中国关于私营经济三种主要形式——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主体法律已经基本齐备。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外资经济。经过20年的对外开放，外资经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自1993年至1998年，中国连续6年成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10] 

　　改革历程的实践表明：长期只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看成公有制形式，而忽视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1995年，中共十五大在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对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做了大胆探索，取得认识上的突破和理论上的创新。公有制产权的改革并非只意味着“私有化”。其可以并且已经在实践中实现了在不改变公有制基础上的多种形式的改革。其中包括：改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的国有制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国有制；改单一的国家所有制为国家控股或参股、其他经济成份参与资本组合的联合所有制、共同所有制、混合所有制或股份制；改国家所有为国家授权的集团或企业所有，在规定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的前提下，可对一部分企业集团最充分的授权。社团、社区、基金和各种中介组织等新的公有制主体和公有制形式也在不断涌现。在各种改革途径中，我们已经有了承包制、租赁制和股份制等多种比较成功的实践经验。中共十五大以来，股份制成为现代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进一步探索和发展股份合作制、混合所有制，成为一种规范的适合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基本的经济制度。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创造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是重要一环。不断健全和完善各种相关政策和法律规范，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在价格、税收、金融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偏见与歧视，营造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优势；充分发挥各种资产组合方式的优点；实现各种不同所有制形式在微观层面上的融合。积极鼓励合作经济的发展，正确引导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其他经济成分的健康发展。使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在国家政策法规的统一指导下，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过程仍在市场与政府的共同作用下进行。 

　　三、紧迫的机遇挑战中国道路的应对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过去300年里，全球发达国家的比例不到20%。现代世界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的可能性仅为5%。[11]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8%~10%。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30年中，经济增长平均实现9%以上的增长速度，正是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利用了后发优势。未来要全面建成小康，实现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继续深造修炼。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以高新技术为动力促使整个国际分工体系加速再调整的动态过程中。在共和国经济成长的历史中，就经济成长本身来看，制度安排、产业结构发展战略、资本、劳动及科技进步等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多种要素都对经济增长与发展共同作用。在经济发展的不同背景、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各种因素的作用程度和影响大小有所不同。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将若干因素假定不变，仅就少量因素的关系列出数学模型加以分析。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抽象掉一些因素就不客观，也不真实，制度变迁的成本与代价往往没有统计，也难以统计，大体的分析和阐述可能较精确的模型更加客观一些。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人均GDP在世界的排位仅为89位；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据全国机械行业协会的报告显示，80%的核心制造技术并不在我们自己手上；中国引进了无数条生产线，但不会制造生产线；中国是世界汽车消费第一大国，但汽车市场几乎都是外国汽车的天下；中国是众多世界名牌的生产国，但大部分为贴牌生产；中国是能源消耗的大国，却是节能技术的小国；中国的农产品已极大丰富，但分散、落后、技术含量低依旧是中国农业的现状。 

　　经济增长要逐步“回归”于经济发展，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命题。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为了利用外生的经济机会而搞外延式的增长是符合比较优势原理的，尽管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很大程度就是所谓的“拿资源换增长”。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这些外生的机会就会逐渐失去可持续利用的空间，再走外延之路就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了。我们需要从注重生产要素的投入到注重生产技术的进步，从注重物质资本的数量到注重人力资本的质量，从而在整体意义上整合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这才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键。 

　　中国经济今后数年面临四大严峻挑战：（1）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衰落。（2）投资高增长难以维系。（3）工业企业利润的可持续性。（4）产业结构调整能否顺利。—旦GDP增速低于6%，中国企业多年被经济高增长所掩盖的诸多问题将逐渐浮出水面。事实上，高质量生产活动远非局限于高技术制造业，它广泛地存在于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中低技术的产业中如服务业、传统工业和农业中，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无疑是高质量生产活动的典型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通过加工贸易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等途径全方位地加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之中，它还能够像19世纪的美国那样通过“工业化”达到强国富民的目标吗？不能，原因就在于目前的世界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历史经验表明，以内需为核心的内向型发展战略更适合于发展中大国。中国道路是依靠新型发展方式的道路，是从追求数量和速度到注重质量和效益，从资源依赖型、投资驱动型到创新驱动型的发展道路。它表明，不仅要经济体制与发展方式并重，而且要实现生产方式与发展方式互补。 

　　只有通过继续探索中国道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开放红利和人才红利，中国经济才能跨越陷阱和高墙，建成全面小康。 

　　四、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决定中国道路要在探索中坚持和发展　

　　中国面临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正在从一个区域性的大国，向全球大国迈进，需要细致的规划，坚持正确的道路选择。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12]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一开始就与“走自己的道路”联系在一起。强调“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表明中国改革开放道路既突破了曾经对我们产生重大影响的苏联模式，又有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彰显了不照搬他国模式而探索走自己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第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时，反对强加他人模式。 

　　第二，21世纪全球化加速时强调发展模式多样化，走适合自己的道路。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坚持科学理性的社会主义道路。 

　　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去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中国提出于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进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阶段。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64页。 

　　[2]王瑞芳:《土地改革是生产关系领域的伟大革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16日。 

　　[3]﹝俄﹞д.A.斯米尔诺夫：《中国现代化经验：国内外的一些观点》，《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5期。 

　　[4]毛泽东于1956年12月7日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京的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座谈时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1957年11月14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原则上批准了陈云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104页） 

　　[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95、99页。 

　　[7]辛逸：《“农业六十条”修订与人民公社的制度变迁》,《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7期。 

　　[8]辛逸：《“农业六十条”制订与修改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期。 

　　[9]《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3年11月9日）》，《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5页。 

　　[10]刘山在：《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成就和基本经验》，《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学习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页。 

　　[11]何传启主编：《中国现代化报告·20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该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转换的判断，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月20日。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