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日新月异，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国内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对接，二是国内学术研究强烈地开拓创新需求。

经济史学研究的学术创新有其特定的内容，并具有强烈的时代特性。其要素是必须具备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史料。其中史料是最重要的基础。史学研究长期基于对传世文献材料的理解和挖掘，新史料的收集、整理、运用，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任何史学成果都不可能脱离这个环节，因此，必须全方位地收集材料，以便通过文化资源的转化推进经济史的发展。

中国地方志是我国珍贵的文化宝库，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蕴藏着大量自然和社会方面的各类历史文献资料。其中经济资料自明代以来越来越丰富，至近代以来有越来越翔实的统计数据载入志书，与公开的报刊资料和档案资料比较，志书中的历史资料更加细致、丰富，具有地方特色，为经济史研究的深入、细化与确切提供了条件。

我国历来有编辑史志的传统。史志书籍数量庞大，收藏分散。仅东汉迄于北宋，千余年间，曾以地记、地志、图经、图志等名称和形式长期流行的成果不下万种。此后至近代续编的地方志数量更多。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了新编地方志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一步全面开展，规模之大、涉及领域之广、记述跨度之长，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空前的壮举。国家“七五”发展计划纳入了新编地方志的工作。其中规划全国首轮省、市、县三级志书编纂6319部，截至2002年底，已出版5千余部。此外，还编辑出版了4万多种部门志、专业志、乡镇志、名山大川志，而且全国80％以上的地方编纂出版了综合年鉴。其中有关社会经济的资料远远超出了已有经济社会史成果所展现出来的内容和范围。

但是，志书中的这些成果与历代方志中的经济资料散录于数万余种书中，颇难利用；而且许多重要资料至今尚未为人所知，还有一些未正式出版，印数很少，查阅不易，蒐罗更难。大量一直湮没不彰。而其中大量资料对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特别是近现代经济史，具有创新突破的重要价值。

系统发掘、整理和利用这些资料，对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繁荣学术研究，促进当今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科研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就开始着手将历代地方志中记载的不少关于气象、自然灾害、矿藏、物产、水利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分门别类汇编成《中国古铜矿录》、《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等资料集。在1998年我国长江和松花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时，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黑龙江等省修志机构很快将当地气象变化和水涝灾害的历史资料集中起来，并且将新编的《水利志》、《地理志》、《卫生志》等向抗洪指挥部及时提供，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20世纪90年代，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戴鞍钢 黄苇先生组织30余人的课题组，历经数年，从数千种地方志中采择、选编的近300万字的《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则是在经济史料方面所作的一项艰巨而有益的基础性工作，创新性尝试。[1]

　  我国古代的地方志中，载有相当数量的记述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情况的资料，涉及地理、物产、民情、风俗等各个方面。随着地方志的定型和兴盛，其所包含的内容更加广泛，反映社会经济盛衰演变的资料也更加丰富。特别是到了近代，由于社会性质急剧变化，社会经济交往包括中外交往日趋扩大和频繁，以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新修和续修的地方志中，记述社会经济状况的篇幅愈来愈多。尤其是在广大内地以及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区域的许多地方志中，都载有一些未经发掘利用的经济史料，从而为我们从更大范围内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演变保存了大量可用的资料。近30年来各地编修的新方志，则是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建设成就的实录，对于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编辑录用的资料，全部选自从古至上个世纪80年代纂修的现存通志、府志、州志、市志、县志、乡镇志等，其中大部分是已刊的刻印、石印或铅印本，也有一些是未刊手稿和油印稿，以往鲜在经济史专著中得到运用。在编辑方法和编辑体例方面，为方便读者查阅，该书将资料分为十大类，包括农业、副业、手工业、近代企业、商业、对外贸易、交通运输、邮政电讯、货币金融、社会经济生活。每类又分成若干子目，如商业类分为六个子目，包括城市商业活动，集、镇、墟、场，各地间商品流通，商人经营和商业资本，商路及其变动，物价涨落等。一些子目又分列若干细目，分地区按年代顺序排列。为便于查阅、利用，每则资料均说明原载志书的情况，发生的时间、地点。时间均按资料原样，用旧有纪年；地点则据当时的行政建置标注；资料均标明详尽出处。

各类选材视内容所限，古、近、现代的数量不尽相同，如土地占有状况选自明代以来；而企业则自近代以来；近代贸易则自清朝乾隆年代以来。总体来看，以选自县志为主，近代以来资料居多。这些资料有效地弥补了目前近现代经济史专著中的阐述。

如在物价类中，该书选载了1947年金山县鉴社编辑、1947年铅印的金山县鉴，其中刊载了抗日战争前后农产物及日用物品之价格。通过22种日常食、用品的物价变化，清晰地表明了日本侵华期间物价飞涨数千倍至两万倍的状况。这是以往经济史阐述中罕见的。（详见表1）

表1　　　　　　　　　　　  战争①前后物价比较表[2]

①抗日战争。②原文5元系5分之误。

资料来源：金山县鉴社编辑：《金山县鉴》。第七章，实业，第一节，农业，民国三十六年铅印本。

再如经济史撰写时，往往最难反映的是居民生活方面的内容，原因是缺乏具体反映居民生活的数据与资料，而在志书中这方面的记载比较翔实。在《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中，专设了社会经济生活一类，其中包括了经济生活变革、劳动力迁徙、华侨、少数民族生活、贫民生计、鸦片与赌博等目。摘录了明朝嘉靖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生活包括吃穿住行各方面的变化。

如河北省阳原县志中所载1911-1935年（民国元年-二十四年）民工的工资变化所列（见表2）。

表2　  1911-1932年河北省阳原县民工工资变化[3]

资料来源：刘志鸿等修，李泰菜等纂：《阳原县志》，卷八．产业，工业，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该表所示的15年中，阳原县“失业人数增加万余，现洋入口数目厘毫未有，而赋税苛杂之纳又数倍于往昔，即杂粮出口亦告停顿，盖以平绥沿路捐税繁多，商民无法输运，遂致粮价低落几至三倍(民国十年前，每石八元，去岁仅二元)，以农为生者，大率完粮、纳税外，毫无盈余，八口之家，生活悉资累债。近数年来，借债亦已无门，全县昔日富户以及中产阶级，今皆穷无所依，有产不能售，有债无法偿，而其先已贫者，更无论矣。农村破产固为全国通病，然其情形绝无再甚本县者。”(刘志鸿等修，李泰菜等纂：《阳原县志》，卷十一，生活，概论，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这一表格和另一卷的文字确切地反映了抭日战争前阳原县的民工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日益下降的状况。

又如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正处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这是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城乡差距显著缩小，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的阶段。江西景德镇市志对1980年至1985年人民生活的具体阐述翔实地反映了这一状况：“据1985年城市住户调查资料：居民每人购买食品支出为270．39元，比1980年增长30．55％，其中各种副食品支出266．51元，增长38．28％，占食品支出的83．77％，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猪肉消费量增长31．29％，鲜蛋增长1．19倍，鲜瓜果增长7．35倍。……1985年，每人购买日用品支出为68．73元，比1980年增长2．05倍；在生活费支出中的比重也从6．64％提高了13．59％，上升一倍多。每人购买文娱用品支出为25．04元，比1980年增长1．8倍。88％的家庭拥有电视机，比1980年增长7．8倍，其中3％的家庭是彩电；30％的家庭有录音机，为1980年的15倍；6％和3％的家庭购买了照相机、中高档乐器。……1985年，农民每人平均纯收入为387元，比1980年的237元增长63．29％，每年增加30元，平均递增10．3％，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城乡生活费收入差距由1980年的1(农民)比1．53缩小为1比1．42。”[4]

再如清乾隆年间至民国三十四年的福建龙岩县南洋侨商概况表及其说明，反映了福建龙岩县居民在清朝乾隆、嘉庆以前，多向内地发展。至光绪末年，开始有人出海到南洋发展。民国以来数十年间，“商务蒸腾，名家子弟乘风破浪者日众。各地侨胞深明大义，对桑梓公益事项尤多盛举。近有岩人章子渔远涉重洋，在东南非洲推动教育，殊为难能可贵。”廖廖数语，将龙岩侨商几十年的情况反映得相当清晰。[5]（见表3）

表3 清乾隆年间至民国三十四年，福建龙岩县南洋侨商概况表

资料来源：郑丰稔纂：《龙岩县志)，卷十七，实业志，附各地会馆，民国三十四年铅印本。)

志书中的一些统计在采用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工和换算，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如1937年李凌霄等修，钟朝煦等纂的《南溪县志》中刊载了自同治9年至民国19年，即1870-1930年60年间5种工种的工价，反映民生消长状况。其中土工木工石工的工价由40钱上胀到2700钱，数字上升了近70倍，其中就有近60年中货币比价、币值变化的问题。其中清朝40余年间上胀了50%，其余60多倍均是民国时期上胀的。显然不可能是工价上胀了如此之多，而是货币贬值了。[6]这种换算和加工是研究者需要从事的工作。不过，只是有了这些原始的资料才有了换算和加工的基础和可能。

表4　　　　　　　　  1870-1930年南溪县5种工种的工价变化表

资料来源：李凌霄等修，钟朝煦等纂：《南溪县志》，卷二，食货，近三百年民生消长状况，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目前，各个方面利用地方志的史料有了进展，如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徐振韬、蒋窈窕夫妇，利用地方志中有关天象的记载，查找到二三十条关于17世纪太阳黑子活动的资料，对太阳黑子活动衰落期“蒙德极小期”的论证，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引起了国际天文学界的注目。同时，地方志在创作历史小说、剧本等方面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李自成》、《阿诗玛》、《望夫云》等作品的创作，都查阅和参考了大量地方志资料。地方志还在改革开放和促进海内外交往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上海利用地方志编写的《上海大观》和《浦东大观》在上海建设和浦东开发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经济史方面利用地方志还很不够。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戴鞍钢 黄苇先生领导的课题组所选编的近300万字的《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则是在经济史运用地方志史料方面所作开拓性基础工作，是一个创新性尝试。不仅为经济史研究学者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也为后人提供了研究的路径。为经济史研究资料数据库建设探索了道路。该书1999年出版近十年来，已成为我国经济史，特别是古代、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或资料线索来源。

由于利用地方志研究经济史的工作起步时间不长，编辑《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时值20世纪80-90年代，大量新编地方志尚未出版，故该书中当代中国的内容以1989年以前出版的县志内容为主，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批量完成的志书内容尚未选入。因此，进一步拓展的余地还很大。戴先生等人的这项工作为下一步的研究开了先河，积累了经验。

编志固然是研究的基础，一部新史的资料必须是翔实的，同时必须是经过认真考核的的史料。另一方面，存史、教化、育人则是编志的目的。在编志与后者之间还需要做大量的桥梁性的工作。戴鞍钢、黄苇先生领导的课题组所选编的近300万字的《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就属于桥梁性质的建设，相当于研究工作中的“基础设施”。这样的工作还有很多，如建立区域性、全国性的地方志索引、数据库、以及专题资料等等，而且日新月异的历史还要不断写入。打基础的工作不显山露水，很难产生“轰动效应”，却关系到治学的长远发展。同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相类似，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基础资料工作也是投入大、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却很高，并长期起作用的“工程”，需要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与投入。

据统计，首轮社会主义时期新编地方志工作全面开展以来，全国已形成了一支总数达10余万人的专职或兼职编修队伍。不少人已成为熟悉本地情况、富有修志经验的专家和有造诣的方志理论工作者。他们的研究已经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参谋、咨询作用。这支庞大的队伍中涌现的各类专家中必能出现更多的通晓古今、谙熟国情的经济史学家。同时，现在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将从戴鞍钢、黄苇等学者的扎实工作中受到裨益，促进学科的开拓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