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二五’规划主线”学者三人谈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有国际视野
刘国光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放在国内来看,也要站在国际经济大格局下来看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以下称“《公报》”)中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之所以提出要“加快”,我认为既要放在国内来看,更要站在国际经济大格局下来看。尽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要做好国内的事情,内因是主要矛盾,但也要看到,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对外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不足,如外贸依存度过高、对外技术依赖性过大、对外资源依赖性过强、外汇储备过多和国际产业转移导致的环境问题等弊端,也会转向内部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形成制约。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对外出口急剧下降,国际贸易领域的争端和摩擦增多,沿海地区出现企业订单减少、部分企业破产、失业增加等现象,在国际上也面临石油原材料等国际市场价格波动、汇率问题等压力,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受到了挑战,就很能说明问题。
危机发生后,我国采取了果断措施,有效遏制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并率先实现了复苏。但是,经济回暖的基础还很不稳固,而国际形势的发展还暂时看不清。当然,理论界对危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的认为危机已经过去,有的认为危机还在发展。但国际金融危机还是能够给我国带来一些启示:一是过度虚拟化的经济隐藏着巨大的潜在风险,虚拟经济的发展不能脱离实体经济,金融创新必须得到有效监管;二是现在发达国家重新捡起宏观调控和国家援助的救命稻草,说明完全私有化、自由化的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三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会不会转嫁危机?我觉得,要防止这种可能性。最近欧洲发生了主权债务危机,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总之,我国在融入国际市场的同时,需要注意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防止这种变化对我国利益造成损害。
当前深入推进对外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做好三件事情
《公报》中指出:“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长期国策,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和带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合作,也有国际竞争。背后有国际资本的利益问题,有国家经济安全、国内劳动者的地位和切身利益问题,说到底是涉及到我国的国家利益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可以加快国内问题的解决;处理得不好,就会加重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甚至会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从这个角度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只着眼于国内,还必须将眼光看得更宽些、更远些,紧迫感更强一些,更加科学地推进对外开放。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中央的精神是明确的,方向是正确的。
当前深入推进对外开放,必须做好三件事情:
一是要树立对外经济发展的国家利益观。对外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按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来衡量,而不能不顾国内和地区条件,单纯强调招商引资和出口的规模。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扩大了开放的领域、规模,就是和国际接轨了。依我看,和国际接轨必须首先在国家利益、经济效益上接轨。怎么做好利益接轨?就是不能只看眼前利益,也要看长远利益;不能只看局部利益,也要看整体利益;不能只看资本利益,更要看劳动者的利益,不能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当前现实中的确存在一些不好的现象,如:有的地区竞相招商引资、低价出让土地,在出口产品和进口资源上国内企业间盲目竞争;不重视重要资源的国际定价权,低价出口资源;还有一些地区将招商引资作为政绩考核标准,不顾环境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不重视保护职工权益;甚至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也放弃控股权,等等。这些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不利于我国从根本上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二是要制定正确的对外发展战略,必须根据国情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积极提高对外开放的层次、水平和能力。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单纯地实行封闭式的进口替代战略固然不可取,但完全的出口导向战略也是不可行的。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的大国,不能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完全交付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也没有能力解决我国的需求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坚持开放条件下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立足于扩大内需,增强内部发展动力。
三是要增强我国对外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增强对外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关键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开放政策,改变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发展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参与能力。在贸易规模增加的同时努力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层次。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新格局、新变化,特别要关注三个问题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新格局、新变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经济理论界承担着很大的历史重任。《公报》中就明确指出:要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我认为,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坚持独立思考。研究对外经济发展问题要有国际视野,但更要有国内的立场。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要联系我国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利益来分析、判断,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不能人云亦云。比方说,在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层面的“市场”已经日益变得稀缺,用市场换技术的老路能否还行得通?贸易保护主义会不会转化为产业保护主义?这值得认真研究。
二是要拓宽研究领域。对外经济发展包含的领域是全方位的,不仅涉及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也涉及全球产业转移和国际生产要素流动,还涉及金融安全、资源环境、各国专利保护制度和科技体制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在货币金融争端和科技体制方面,我国现有的研究还不够,应对国际挑战的经验还不足。这些都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在推进开放过程中研究新的对策。
三是要面向未来开展前瞻性研究。我们要看到,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对过度金融化、虚拟化的发展思路已进行了重新调整。现在发达国家有一种说法,叫“重新工业化”,实质上是重新重视实体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显然不能再走承接全球产业和投资转移的老路了。研究我国未来对外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和利益实现的问题,才能真正探寻出一条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道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特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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