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和“大跃进”后的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年）以外，共制定和实施了11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规划）。在“十一五”规划即将完成之际，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又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就编制“十二五”规划（2011—2015）作出部署。五年计划（规划）是国家实施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制度安排，它为未来五年的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建设项目布局、产业结构比例关系等设定目标、明确方向。通过考察党和国家在编制各个时期五年计划（规划）时指导方针的演变，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新中国制定和实施的十二个五年计划（规划）的基本特点和主要趋势。
　　“一五”计划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
　　“一五”计划（1953—1957），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编制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建设计划，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编制的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在既无经验又缺乏相关统计资料和专业人才的情况下，编制出一个比较符合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五年计划，其难度可想而知。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计划从1951年2月着手准备，边制定，边建设，中间经过多次补充和修改，反复论证，数易其稿，历时 4年半，一直到1955年2月——即在“一五”计划已执行了两年半之后——才最终定稿并在1955年7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一五”计划的编制吸取了苏联的经验并得到了苏联专家的大力帮助，1950—1953年间，先后来华支持中国经济建设的苏联专家近 1100人，带来的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重达上百吨。“一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49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及完成与此相关的12项具体任务。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党和国家在领导制定和实施“一五”计划时明确提出以下方针：一是“采取积极的工业化的政策，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把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作为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二是“在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下，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安排采取统筹兼顾的政策”；三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力求使各个经济部门——特别是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力求使建设计划同资金积累的程度（即投资力量）相适应”，力求“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力求把合理地利用原有的工业基地和积极创设新的工业基地结合起来，“逐步地改变过去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力求“照顾到积累资金和改善人民生活两个方面，既要注意扩大资金积累，保证国家建设……同时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减少失业现象。”
　  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是中国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迫切需要，毛泽东当时曾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深刻反映了中国的发展实际，体现了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精神。在以上方针指导下，“一五”计划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编制和执行得最好的五年计划，“一五”时期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到“一五”的最后一年，原定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4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 21%，比 1952年增长128%，其中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提高到45%，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初步奠定。
　　“二五”计划（1958—1962）的“中心任务仍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16条方针部署，包括“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发展速度”、“正确地处理在国民收入中消费和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发展农业并适当加速轻工业的建设”等。但是，进入1958年以后，随着批判“反冒进”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二五”计划的制定受到严重干扰，主要经济指标多次调整修改，“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的盛行使计划的编制和实施既失去了科学依据，也失去了全面完成的可能，“二五”计划最终未能形成正式文件颁布。“二五”计划在最后两年实际上已经中断实施，而代之以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