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惯将党的十六大以来的这10年，称为新世纪新阶段。
回望这10年的改革历程，不同的人可能给出不尽相同的评价。也许有人会说，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相比，这10年显得不那么轰轰烈烈，似乎少了一点“杀出一条血路”的激情，也少了一点“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
然而，任何历史评价都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只有对这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有一个完整把握，才能对10年的改革进程得出准确认识：没有多少壮怀激烈，并不表示一马平川；没有多少惊涛骇浪，并不表示轻而易举。这10年，改革创新仍然是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于无声处，改革一步步深化，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10年改革不缺少攻坚克难的勇气
改革进入“深水区”，在坚定不移深入推进的同时，更加注重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协同推进，由“单兵突击”向“全面系统”转变，从释放潜在动力的层面向激活内在动力的层面转变
小岗村，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成了困扰小岗村的难题。
近10年来，小岗村以推动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为契机，开启了新一轮改革。不同的是，这一轮改革已不再是单纯的农村经济领域的改革，而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尝试：建立农业合作社，成立互助资金，求解农村金融难题；集中规划农村建设，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推行农村社区化建设；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发挥农民自主权……今天的小岗村，已经成为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的新农村。
小岗村的变迁，正是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的缩影。
2004年，时隔18年后，中央再次发出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自此，连续9个中央“一号文件”锁定“三农”，提出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的重要政策措施：2004年起，我国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6年，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全面取消；2007年起，全面推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全国1.48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
这里列举的，仅仅是10年来农村改革政策的一部分。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农民增收“八连快”，“三农”发展进入又一个“黄金期”，其根本原因，正是新一轮农村改革释放出巨大活力。
改革步入“深水区”，改革进入“攻坚期”，这是人们评说这10年改革说得最多的两句话。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解决“发展的问题”和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同步推进的阶段，越来越呈现“全面性”和“系统性”特征。有人说得很直白：“好改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单兵突击”式的改革，在特殊历史时期曾收到奇效。但是，随着改革能量的持续释放，仍然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靠某一方面的改革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太可能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式”改革不行，“小修小补”的“碎片化”改革也不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如何推进？中央给出的思路：一是坚定不移，二是全面深化。就是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同时，注重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协同推进，从浅层次的释放潜在动力向深层次的挖掘内在动力转变，找准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
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中国，曾经面临这样的困惑：美国大片横扫全球，仅一部《泰坦尼克号》的海外收入就高达10亿美元，我们的电影年出口只有几百万美元；美国平均每部电影的拍摄成本，相当于我国电影全年的拍摄费用；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不及德国贝塔斯曼一家的年收入……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答案可能很多，但最根本的，还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体制一直没有理顺。“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这日益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十六大以来，我们打响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攻坚战。自2003年改革启动以来，各级政府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是过去几十年的总和。“十一五”以来，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速保持在18%以上的较高水平。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专门讨论文化改革发展有关问题，第一次以中央全会决定的方式对文化改革发展作出部署，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和战略任务。
改革激发出巨大的文化生产力。2004年以来，我国的文化产业年均增长都在15%以上，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高6个百分点。2010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4年的1.94%提高到2.75%。
新加坡《联合早报》这样评价：“在经济增长的故事以外，中国还有一个也许较不抢眼、较不具新闻轰动效应的故事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
有人说，最艰难的改革是对改革者自身的改革。
这1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始终随着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不断深化，始终随着时代主题的日益鲜明而不断深化。
从党的领导体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实践；从大刀阔斧地推进机构改革，到建设、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从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到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从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到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到建立和完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政治体制改革朝着既定的目标有条不紊地深入推进，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也不见多少惊天壮举，但每一步都扎实稳健，每一步都直击要害。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全面推开。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提出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也就是这一年，行政许可法开始实施，与之相伴的对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被认为是“政府自身的革命”，使得行政权力得到明显的监督和制约。截至2011年底，国务院分五批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2183项，占原有总数的60.6%，各地区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占原有总数的一半以上。
“中国探索”不缺少只争朝夕的紧迫，不缺少攻坚克难的勇气。就在今年，财税金融改革、推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深化价格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又将重点突进。执政者清醒地认识到：消除经济运行中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要靠改革；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要靠改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也要靠改革。“有些问题早改比晚改好，否则积重难返”。
10年改革看似平静却“惊心”
新时期新阶段的改革，少了“斗争哲学”、“突击情结”，多了沉稳练达、科学理性。一方面，坚信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确，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举措的协调性
这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新闻。
从刚过去的7月1日起，北京市在友谊医院试点医药分开，取消挂号费、诊疗费和15%的药品加成，实行医事服务费制度。
7月2日，实行“医药分开”后的首个工作日，在友谊医院门诊大厅，刚刚领完药的退休职工老程有些意外：“同样的药，一次就少花了几十元，药费便宜多了！”他患有糖尿病，平时开的一盒胰岛素注射剂需要315.2元，当天只花了274.1元。
在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中，这一条算不上显眼，也难以产生“轰动效应”。但是，这着实又是一条不该被忽视的新闻。推行“医药分开”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其间有矛盾、有争论，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北京友谊医院的试点，将对全国医改产生示范效应。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10年改革，固然有“全面取消农业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这样引起广泛关注和巨大影响的改革，但更多的，则是像北京友谊医院这样“起于微末”的改革。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改革，往往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而这样“润物细无声”的改革，就其难度、深度和广度而言，恐怕丝毫不逊于前者，而其影响可能更加久远、更加深刻。因此，改革既需大智大勇，又需至纤至悉。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认为，这10年“三农”领域的改革，不同于改革初期的以“破”为主，而是“破”与“立”相结合。这其实也是这个10年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
更重要的是，这10年的改革，是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国家刚刚摆脱10年“文革”的桎梏，经济社会受到极大破坏，人们思稳定、盼发展、想致富，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更容易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于是，实行对外开放、开设经济特区、推行包产到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改革，势不可挡地迅速展开，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新时期新阶段，改革面临的情况完全不同。从经济上看，我们实现了总体小康，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2011年更是达到5414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为继续推进改革提供了空前良好的基础。但是，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人均GDP进入这一区间，也会出现经济增长停滞、收入差距拉大、失业增加、环境恶化等现象，亦即所谓的“拉美陷阱”。从社会环境上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各方面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社会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多元和复杂，诉求也越来越多样和庞杂，而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出现，无疑又增添了新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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