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国民经济比重以计划为主，以市场为辅”的论断，是陈云经济观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国，该论断被定义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1956年9月20日，陈云在中共八大的讲话中，描绘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前景。陈云主张，以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以私营经济为辅，在计划外实行部分产品的自由生产，最终实现计划和市场的结合。“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理念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实行混合经济的前奏。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陈云立即在中共八大上做出了上述讲话。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这更像一种提醒，提醒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要追求形式上的、不考虑国情的所有权与经济组成形式的社会主义化。至于陈云本人，他在1951年就指出，不要试图跳过“新民主”阶段，应允许五种经济成分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论断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开始致力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的先期轮廓。

　　陈云的很多想法和意见，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中国选择最佳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陈云对该问题的核心判断是，“建设规模应符合国家的实际能力”。1957年1月，陈云在全国省级党委书记会议上首次阐述了该想法。同时，陈云还制定了预防建设规模和国家能力不匹配的一般原则，表现为：保持财政收支和银行贷款余额间的平衡；保障某些关键资源的优先分配次序；确保大众消费品与居民购买力的平衡；在保障资本投入与资源间的相互平衡时，不仅要考虑当前的形势，还要考虑未来的前景；充分考虑农业对中国经济建设规模的巨大制约作用。陈云反复强调，重视经济建设，关心人民生活，保持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之间的适当平衡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提出的口号“量力而行”在实践中得到落实，直接促成了中国经济整体状况的改善。陈云对经济的一系列判断，是中国为此后制定可持续发展理念，确立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进行战略转变的最初步骤。

　　陈云有关经济问题的主要发言与论断已收录在他的三卷文集中，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干部和广大公众的研读著作。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中国极为艰难的时期，中国迫切需要陈云的思想。1990年6月，中国举行了专业研讨会，研讨陈云的著作和讲话。一年后，1991年6月，出版了此次研讨会的资料和著作，即《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前夕，《党的文献》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陈云领导经济工作以及陈云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贡献的论文和专著。其中我们应特别关注的，是朱佳木教授撰写的重要论文：《陈云对改革开放的重大贡献》（《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

　　20世纪80年代初是陈云的“最佳时期”，当时，几乎所有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在研究他的思想与论断。

　　要采取有效的、连续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就必须对陈云的经济观点给予关注，这也有利于日后实现现代化建设和推行全面的经济改革。陈云在1956—1962年间的选集和讲话，可视为说服党和国家将经济调整作为优先任务的原始材料。1980年11月上述材料作为内部资料首次出版，媒体将其称为“党的经济建设经验的总结”。

　　陈云在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讲话（该讲话被邓小平同志称为“长期的领导方针”），加强了中国对陈云经济观点的关注。

　　1981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对干部的理论培训。“文化大革命”后，绝大多数干部甚至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基本的认识。这种情况在客观上增加了与“左”倾斗争的难度，使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难以达成统一看法。因此，学习政治经济学成为干部的首要任务。

　　请特别留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有关社会再生产问题的论述。有人建议，在研究《资本论》第2卷的同时，应研究陈云的文集和讲话，以及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的专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在实践中，研究陈云的经济著作是主要的学习内容。学习陈云的经济著作，以求找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同时有利于实现“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中国其他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判断相比较，陈云的经济观点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上述要求。显然，这种情况证实了陈云的经济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1981—1982年，县级管理人员、团级及团级以上的管理人员，甚至经济部门的人员都开始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陈云的讲话与文集。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陈云的助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在中央党校所作的演讲（收入《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的小册子中，1981年），对于理解陈云思想的深度与现实性、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