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者，迄今为止仍未见有任何文字证据，足以显示邓小平在东北讲话里，使用了“工作重心转移”的概念。虽然一些党史书刊声称邓小平使用了这个概念，但最权威的《邓小平年谱》中找不到这句话。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页。当时亲聆小平讲话的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就不记得邓小平提到过工作重心转移，只记得小平说过改革现行的管理制度，扩大养鸡场，按劳分配，加强基层企业权力云云。根据1999年6月作者采访。其实早在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就指出，揭批“四人帮”运动“要有一个时间限制”。1978年在东北对沈阳军区干部讲话时，又重提“搞运动总要有个底”。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383、394、402页。虽然如此，但在1978年6月，邓小平仍然说：揭批“四人帮”是今后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不应以任何理由停止，见《邓小平文选》，第135—136页。所有这几个讲话，全是专门针对军队说的。换言之，是小平针对军内形势的估计而发。毕竟“四人帮”在军队里的影响甚小，影响大的还是林彪。消除林彪影响的运动，从1971年林彪出逃之日便已开始，经过1974年批林批孔，批了六七年，是该到底了，此后应转向正规军事的训练。因此他认为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在部队里已经到底了，但并未明言在全国全党范围内的工作重心转移。

　　二者，中共当局决定正式结束清查“四人帮”运动时，邓小平的观点固然有其关键性的作用，但政治局关于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则原本有其共识。不好说是因为小平鞭策的结果，尤其是对于汲汲于抓经济的华国锋。所以他会迅即接过小平单对军队工作而说的话头，扩大至全党全国的范围，并代表政治局宣布工作重心转移。无论如何，这一决策不过是毛泽东去世后党内基本政策新走向的正式体现。

　　本来，在粉碎“四人帮”后，新的中央领导面临各方面的危机。这包括政治和社会紊乱、各级部门和机构内的派性冲突、行政管理萎靡、人失其位、民心有怨，严重破坏的教育系统又无力培养出中国现代化必要的建设人才。真可谓百废待兴。但对华国锋的最高领导层而言，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恢复国民经济。不管是上层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普遍地意识到，十年的“文革”损失了十年的经济，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弥补这十年的损失。当然，恢复秩序与清除“四人帮”的余毒，和恢复经济同样重要，正如小平在1975年与派性斗争一样，其目的也是为了复苏经济。当时当局虽然继续使用了如“阶级斗争为纲”这样笨拙的“文革”口号，但其内容却是猛烈抨击“四人帮”对“资产阶级法权”、“唯生产力论”和其他主流经济概念错误的批判。总之，当时揭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其实也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

　　因此，粉碎“四人帮”初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工作重心转移”的概念，但从一开始，它就成了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即把十年来大搞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转向平凡无奇的国家建设工作。这种转变在邓小平恢复工作之前就已经相当明显。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不久所召开的首次重要会议，即1976年12月第二次大寨会议中，便已含蓄地表露出工作重心转移的想法。其后，1977年元旦的《人民日报》社论要求解放生产力、大搞经济建设。经济工作也是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到邓小平1977年7月恢复工作时，华已经着手制定未来23年的经济规划。在此前后，亦召开了40个左右讨论经济问题的全国性会议。见《北京周报》，1977年第1期，第41—42、45、47页。在这一点上，华国锋显然得到政治局的一致赞同和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不仅在优先发展经济上达成共识，还一致认同以高速度发展经济。这最早表现在1977年4月1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上。社论宣称“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报》，第1版。主张快速发展的关键人物，除了华国锋、邓小平、负责全盘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外，还有计委主任余秋里及副总理兼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其中李先念也许相对谨慎些；邓小平则无疑是最为热衷的。华国锋虽然缺乏发展现代经济的广泛经验，20世纪70年代初调至中央之前，华国锋在湖南主管农业和政治事务。林彪事件后，他才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业务组”负责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这当然包括许多经济方面的业务。但他自始至终深入参与，况为第一把手，在听取各方意见后，有最后拍板之权，可谓是这一快速发展经济决策的中坚人物。邓小平在建国后，主要负责党务，二次复出后分工，当时并不直接主管经济，也没有参与重要的讨论，但他身为党的副主席，加上崇高的个人威望，在国务院和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自然是一言九鼎。何况他也不时召来经济部门大员给予指示。我们将会看到，政治局内所达成的共识，并不限于加快经济发展，还包括开启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总之，可以肯定地说，在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调已定，决策层中并无分歧。

　　不过，对于上述决策也有不以为然者，就是20世纪50年代成功主导中国经济的著名人物——陈云。只是此后长期靠边站，当时也不在决策层中，没有发言权。他是出了名的谨慎，和那些热衷经济快速增长的领导人并不合拍，他的意见自然不会得到重视。在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因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得到热烈拥护，回到了领导核心。一旦恢复了工作，他就立即表明意见，不赞同1977—1978年间领导层的新冒进。1979年3月，他批评谷牧等人说，“从国外考察回来就吹风，说要多借外债，要加快发展”。《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页。不过，这时经济严重失调的现象已渐明显，也不在本文讨论的时间段内。总之，无论陈云先前对其在经济部门、特别是财政部门的同僚有过多少影响，在他未能进入领导层的三中全会之前，对于中央的财经决策，他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