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毛泽东的人口观

　　20世纪50年代，中国曾有一场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争论，并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陈云与这场计划生育的争论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近年来学术界对陈云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两个方面，本文拟集中探讨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计划生育的认识，并探析当时毛泽东的人口观。

　　陈云坚决支持马寅初提出的节制生育主张

　　世界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经历了一个人口大爆炸时期，中国也不例外，只是晚了几年（因为战争结束较晚）。新中国成立时有多少人口？没有明确的统计，中共领导人说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①]，是个大概数。这个数量是多了还是少了，很少有人去认真思考，从当时政府对人工流产和节育的态度[②]看，多半是认为人口不多，战争年代损失巨大。尽管著名民主人士、政务委员邵力子在新中国成立第二年就提出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主张[③]，但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1953年公布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当年6月30日24时全国拥有的人口数量为58260万人，不到四年，就比建国时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多出一亿多，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0‰。这一数字引起了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忧虑。8月，邓小平率先对卫生部反对节育的政策提出异议，要求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④]9月29日，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人多，这是我们的一个优点。但是，优点中也带来了困难，这样多的人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⑤]而在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看来，人口普查显示的20‰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还只是一个静态的纪录，综合考虑结婚人数增加、婴儿成活率提高、死亡率下降、人口寿命延长、社会环境和人民生活改善、政府对生育的鼓励、出家人还俗和妓女解放等多方面的因素，今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将会达到30‰以上，如此下去50年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到26亿，后果极为严重。[⑥]马寅初通过调查研究，结合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的具体实际，就中国的人口增长趋势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1955年形成一篇关于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初稿完成后，出席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先在浙江小组人大代表中征求意见，未得到多数人的认可。马寅初认为大家是善意的，就将此文收回，“静待时机成熟再在大会上提出来”。在大会上提出来”。[⑦]

　　马寅初与陈云是至交。1949年中财委成立后，陈云任主任，马寅初是副主任之一，彼此有很好的合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54年中财委撤销后，马寅初撰写的一些重要论文，发表前仍大都送呈陈云征求意见。陈云也总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认真仔细地审阅文稿，并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或建议，马寅初对陈云的意见一般都虚心采纳。这篇关于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论文草就后，照例送请陈云过目。据《陈云年谱》记载，1955年上半年，陈云“阅读马寅初的《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后，约马寅初谈话，说：我完全同意你在文章中的观点，人口对国家经济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当然，你的意见可能不会一下子被所有人接受，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会有阻力的，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事先把困难设想得多些有好处。中央几位领导那里我会替你去吹吹风。只要有机会，一定为你做些解释工作。推行任何一种政策，舆论准备都是不可少的。你的人口理论为国家和民族立了功，我衷心祝贺它成功。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找我，只要我力所能及，一定尽力帮助。”就后，照例送请陈云过目。据《陈云年谱》记载，[⑧]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马寅初提出的人口理论受到了一些人的责难，陈云在一个便签纸上写下“气可鼓而不可泄”七个字，托人带给马寅初，马寅初深为感动。[⑨]

　　同一时期，大致从1954年年底起，社会上关于节育问题的议论增多，在报纸上也有公开争论。1954年底，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座谈会，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他代表中央对节制生育表示支持，并在会后成立了“节育问题研究小组”。[⑩]次年初，卫生部党组报送《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报告》认为，在中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应当适当地节制生育的。中国现在已有6亿以上的人口，每年要增加人口1200万到1500万。在目前条件下，人口增加过速，会使国家和家庭暂时均感困难。3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做出如下批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11]。这一批示标志着中央开始把节制生育上升到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高度。同年9月，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于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12]同样是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从建国初期的反对节育到这个时期的提倡节育，短短几年就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10月12日，毛泽东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指出：“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育。”[13]显然，毛泽东受邵力子的启发，也明确提出要计划生育。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14]就在这次会议上，马寅初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15]毛泽东听后深以为然，插话说：“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老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人民有没有这个要求？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 [16]既然毛泽东建议设一个机构来专门负责这件事情，后来就真的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负责人就是陈云。

　　1957年8月13-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提出成立中央节育委员会，陈云任主任。20日，陈云在发言中阐述了他对节制生育问题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人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这是有关经济建设的大问题。现在粮食、布匹、学校等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节制生育的措施，要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见效。中央和各省市都要成立专门委员会，来抓这件事情。”“在中国社会里，节育不大好讲，不但女同志怕羞，男同志也怕羞，不好意思去买避孕工具。所以，要广泛宣传，使大家不以为羞。可以号召共产党员不生第三个孩子。避孕药和工具还可以再降价，甚至可以白送。准备一年贴几千万。这样做是合理的。”[17]

　　然而，这个人口节育委员会的工作尚未铺开（甚至还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就遇到了阻力，原因与马寅初受到批判和毛泽东在人口问题上的不同表述有关。这一点我们后面详谈。

　　有了中央的提倡，加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双百”方针，1956年至1957年学术界掀起一场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特别是1957年上半年两会期间，一批知名学者和民主党派人士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言论，阐述关于人口问题的见解，多数人表示应当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寅初鼓起勇气将自己写成的《新人口论》一文作为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讨论。[18]7月3日他在会上作了《新人口论》书面发言，7月5日全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新人口论》共分十个部分：（1）我国人口增殖太快；（2）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3）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4）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5）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6）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7）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8）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9）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10）几点建议。[19]《新人口论》的发表将学术界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遗憾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反右派斗争逐步席卷全国，刚刚发表的《新人口论》被一些人视为“配合右派向党进攻”，有人主张把马寅初定为右派。消息传到国务院，周恩来表示反对。此前，周恩来曾与陈云商量过，陈云也认为，马寅初是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的，他的《新人口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坚决反对把马寅初划为“右派”。由于周恩来、陈云的制止，马寅初才幸免于难。[20]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1958年，在大跃进的背景下，陈伯达和康生两位“党内理论权威”先后发难，打着毛主席主张“人多是好事”的大旗，把马寅初拉出来点名批判，随之在全国范围掀起一场批判马寅初的运动。这期间，敬重、关心和爱护马寅初的陈云，因提倡“包产到户”和反冒进，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遭到批评，已无力仗义执言了。但陈云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马寅初的遭遇和处境，设法向毛泽东提出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有合理正确的一面，不应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批判。1960年1月，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不久又被罢免了人大常委的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的名义，并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3月31日，病中的陈云特意委托陈毅看望“辞官归第”的马寅初。陈毅对马寅初说：我和陈云都认为，你的人口理论是正确的。[21]

　　毛泽东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的态度变化

　　在当时，推行一项政策不管面临多大的阻力，毛泽东的态度往往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如前所述，毛泽东是赞同计划生育的，但他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慎重的。在他看来——

　　第一，计划生育可以提倡，也应该提倡，但这个问题不能一刀切，汉族人口多就应该实行，少数民族人口少就不一定实行；人口多的地区应该实行，人口少的地区就不一定实行。毛泽东曾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22]1957年10月9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计划生育，……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23]

　　第二，这个问题不能太着急，要营造氛围，促进群众改变生育观念，自觉自愿地实行。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强调，节制生育，“应当得到人民的自愿合作”。“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24]他提出要搞一个十年计划，“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做”[25]。“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26]

　　第三，这个问题也不必太着急，我们固然要提倡计划生育，但是“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在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27]。这是毛泽东1958年10月9日与几位民主人士谈话时提出的看法。这一年3月23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陶鲁笳发言时插话说：“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难叫农民节育……”^[28]这是毛泽东的真实想法。但也要注意这个时期的大跃进背景。

　　出于“鼓足干劲”的需要，1958年较之1957年毛泽东更强调“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优势。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现在人多一些，气势旺盛一些”，“我是不怕的，再多两亿人口，我看问题就解决了。”[29]之后，《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又发表了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中指出：“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30]与此同时，大跃进的氛围和愈刮愈烈的“高产风”也助长了毛泽东的乐观情绪，这年的年底，他在《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指出：“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31]

　　实际上，我们从1957年毛泽东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话稿的过程中，对人口和生育问题阐述上的反复不定，也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他在要不要节制生育和是否从现在起就提倡计划生育的问题上是犹豫的。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其中关于人口问题是这样讲的：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各人民团体来提倡。[32]他还谈到解决失业的问题、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等，认为这些都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篇讲话的全文就是后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基础，后来一共修改了两个多月才正式发表。关于人口问题的阐述是讲话第七节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对这一部分的反复修改中探寻其关于人口问题的认识轮廓和变化轨迹[33]。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前共修改了十三稿。讲话的第七节最初的标题是“关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第一个修改稿将其修改为“从六亿人口出发”，内容上也作了大大压缩，着重阐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方针：“我国有六亿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就要从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国有六亿人口，好处在这里，困难也在这里。困难就是矛盾，矛盾总得去解决，也总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第二个修改稿讲这一方针时，增写了一段话：“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想办法，社会是能够想出很多很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这样做。”计划生育问题，这次修改继续保留着，改成这样：“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如果这个办法可行的话，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随后的第三个修改稿又增加和改写了一段：“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一切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我们的本钱。”看得出毛泽东这时对强调人口过多的观点开始有点不满了，所以接下来的两天形成的第四个修改稿干脆删掉了第七节中的计划生育问题，不提了，加了另外一句话：“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这四个稿子是毛泽东自己一个人修改的，所以被他称作“自修稿”。第四个“自修稿”也就是第一个征求意见稿，等到半个月之后形成的第二个征求意见稿又恢复了关于人口问题的内容，但到后来正式发表时这部分内容还是删掉了。[34]这一变化说明了什么呢？能够说明毛泽东反对计划生育吗？显然不能，但至少能够说明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对计划生育的紧迫性是怀疑的。

　　毛泽东常说“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毛泽东的观点是辩证的，他的发言往往因时因地制宜，带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是，他在表述上的不一致，却给陈伯达、康生之流的投机钻营者借题发挥留下了不小的余地。等毛泽东再次下决心节制生育，则已经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了。[35]

　　余论

　　在现实中，每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主抓财政经济的陈云在这方面感受最深，为什么要稳定物价，为什么要统购统销，为什么要切实推动农业增产，为什么要认真抓好市场供应，为什么要发票证，为什么要动员城市人口返回农村，都是因为每个人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作为消费者则是无条件的。陈云对民生问题可谓殚精竭虑，“人多地少”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1956年11月19日，他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讲话时分析了当时商品供应紧张的原因，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我们耕地只有这些，但人口多，吃穿都靠它。搞建设，增加就业，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就要多吃、多穿、多用，社会购买力就要提高，商品供应就会紧张。……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36]1957年9月11日和24日，陈云先后两次在会议上讲了农业增产和解决吃穿问题的主要办法。他说：“对农业增产这件事情，我是比较有兴趣的，因为这是吃饭穿衣问题。同志们知道我是管这一套的，哪里没有粮食、棉花，我就要管。解放后八年来我忙什么呢？主要就是忙吃饭穿衣这个事情。”[37]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人口那么多，每年要出生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娃娃。汽车有解放牌的，‘解放牌’的娃娃（指解放后出生的孩子——笔者）也特别多。这怎么照顾法呢？这些娃娃要吃饭，要上托儿所、小学、中学、大学，还要就业。根本问题是吃饭穿衣，这是个头痛的问题。由于一年比一年紧，第二个五年计划每个人粮食数量、布票数量绝不会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多，所以说越搞会越困难。”[38]“目前粮食和布匹的供应是紧张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每人平均供应量难于增加，而且有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一是人口增加，现在一年要生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娃娃，这么多的人生下来就要吃饭穿衣。二是国家建设投资增加，因而职工增加，失业变为就业，农民变为工人，于是人民购买力就增加。但是，粮食和布匹等消费品的供应量，增加的速度慢。因此，每个平均供应量就难于增加。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看来，农业已经成为建设中的弱点。”[39]陈云从扩大化肥生产和搞好农田水利两方面分析了农业增产的潜力，同时强调指出：“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要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娃娃要少生一点。”[40]按照陈云的设想，从这个时候切实抓好农业生产，大体上到“三五”计划的中期或末期就能基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但是众所周知，这个目标一直推迟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得以实现，除了受到体制上的束缚以外，没有节制生育、生了太多的娃娃是个非常重要的拖累。尽管三年困难时期造成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但是伴随国民经济的好转生育率快速反弹，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人口已接近7亿，11年多出了1亿多。同期，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53年的567.5斤下降到1964年的531.9斤。[41]计划调控本来就是短缺的产物，人口增长过快不但造成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而且当着短缺加重时，还会使计划调控的手段变得更加严厉，并在一定程度上拖长计划经济的推行时间。这一点陈云没有明说，但是我们能够从他的实践中体会到。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