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中理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毫无疑问，国史研究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为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但是，也必须看到，仅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够的，还需要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充分及时地吸收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各个学科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恩格斯曾经批评过一种人:把唯物主义作为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就以为问题解决了，就再不作研究了。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来说，就必须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丰富自己，正所谓“史无定法”，又所谓“艺多不压身”，这一点基本上不再是问题了，青年学者正学习各种各样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生怕自己落伍了。我这里更想强调的，是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吸收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应用于国史研究。
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从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三位一体的政治经济学到多种经济成分、市场经济和按要素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一次革命性的质变，如何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思想、制度和政策融入，显然必须借助政府的职能和力量，但是这一点恰恰是现有经济学没有解决、中国也正在探索的最重大问题，因此，虽然经过30多年的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显得苍白无力，不能形成一套令人满意的解释现行经济现象和规范未来发展的完整体系。当然，这也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既具有特殊性又正处于转型期、还没有尘埃落定有关。
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人类社会需要的产物，特别是要成为显学或主流学派更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原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其不能解释、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完善的局面，自然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当思想禁锢被打破以后，“开眼看世界”、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引进外国的经济学知识和理论就成为经济学界不可阻挡的潮流。而此时外国的经济学在战后的30年里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其服务对象来看，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二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三是针对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
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体制和发展阶段相近，一是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成为学习和介绍的热点，其中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成为解释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最有效的理论;二是发展经济学成为热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到1992年以后，当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确定不移的改革方向以后，产生和服务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又转而成为国内学习和引进的热点。在此期间，90年代前期以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为研究对象的“过渡经济学”曾经引起人们的关注;90年代后期适应国有经济改革需要的“产权理论”和公司理论成为显学;新世纪以来为适应政府经济职能转变而使哈耶克、布坎南炙手可热，都反映出当我们自己的理论不能解释自己的现象时，引进和借用外国的理论就成为必然。更何况，从亚当·斯密到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到今 天的“博弈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伴随西方200多年经济发展成长起来的经济学，有太多的 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和借鉴呢?
首先，应该承认建立在私有制、工业化和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其观察问题的视角，其规范研究的对象，以及许多理论，更接近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预期目标，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市场化、民营化和与国际接轨的现实。在微观经济方面、在应用型经济学知识和理论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时间和发展水平上走在了我们前面，而且在经济学方面也走在了我们前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成果。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和创造，西方经济学浩如烟海的成果，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各个国家的产物，更是针对具体研究对象的产物，它们不可能是普遍适用的。
其次，西方经济学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有巨大贡献的。中国传统经 济学的治学方法和论著往往缺少学术规范，将研究创新与宣传教育混在一起，既有不少低水平 的重复劳动，又有因概念、研究层面的界定不清而形成的无谓争论。西方经济学不仅强调研究 和论著的规范，而且在分析方法、工具和视野等方面也为中国提供了大量新的武器。
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也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经历 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今天的诸多市场经济思想和政策是建立在高度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基础 之上的，与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市场转型、民主和法治建设的情况相比，相去甚远; 即使是早期的，诸如亚当·斯密或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也由于时代不同不可同日而语。中国 今天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正在进行工业化的人口众多且资源匮乏的大国;二是城乡之间、 地区之间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三是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它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和主导着经济 和社会发展。人口和资源的矛盾始终是制约中国发展的最基本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而这些难 题西方经济学都没有提供答案。
以上简单的论述，只是想进一步说明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既不能抱残守 缺，拘泥于当年苏联创造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而应该从中 国历史的实际出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通过吸收各种理论和方法的精华 来形成和丰富国史研究理论，以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