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研究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为学科本质，以历史研究为学术基础，集历史与现实研究、理论与实践研究、基础与应用研究于一体。深入推进国史研究繁荣发展，需要构建成熟、完善的学科体系，并促进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及发展。国史研究学科体系是由国史的内涵、性质与特征，特别是国史发展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所规定的，是国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一、构建国史研究学科体系的思想理论基础与认识来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国史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动力，也是国史发展的一条主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国史的重要内容，指导并推动当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史研究作为研究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的学科，应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理论逻辑与新中国发展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的科学，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其两大理论基石，指导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马克思主义一经创立，就与人类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传播到中国，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由此诞生，从此，中国历史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缔造新中国，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发展。这就是新中国的历史。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是人民的历史。
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此转入低潮，“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然而，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明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科学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同时也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邓小平说：“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但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和精神动力。
唯物史观，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迄今为止“唯一科学的历史观”［2］。近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史学发生了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的历史观变革，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国史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导下发展的，国史研究只有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才能深刻揭示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二）全面系统地掌握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史的论述
中国共产党向来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对党和国家的各个历史时期，对国史上的重大决策、重要会议、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都做出了科学的评价和论断。党关于国史的论述，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关于什么是国史，怎样认识、研究国史的总体性和宏观性论述；二是专题性论述，如关于新中国的成立；关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关于改革开放及其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关于学习研究国史；等等。这些论述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认识基础，也是加强和深化国史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党关于国史的论述，既是国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与内容，也蕴涵着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研究这些论述，有利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推动国史研究特别是理论与方法论建设和学科体系建设，逐步提高国史研究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水平。
深入研究党关于国史的论述，需要从历史文献与历史实际出发，深刻把握党情、国情和世情的变化以及党关于国史论述的丰富与发展，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阐释党关于国史论述形成的社会背景、基本内涵，揭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历史经验，深刻总结党关于国史上的成功与曲折、正确与失误，以及发生曲折和错误的主观因素与社会原因，深入把握党关于国史论述的价值与意义，正确认识和回答什么是国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为构建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提供历史理论基础。
（三）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3］（以下简称《讲话》）中深刻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它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讲话》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深刻阐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指导思想、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等基本特点，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历史性课题与任务。《讲话》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指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性文献和科学指南。国史研究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基础性学科，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一样需要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重要讲话的精神，为自身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与科学理论指导。
国史研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认识来源与工具。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3］从历史发展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意义上说，国史就是一部奠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历史。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强调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学习党史、国史是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4］不断加强和深化国史研究，是学习党史、国史的必然要求，相应地则需要加快构建国史研究学科体系。这不仅因为国史研究学科体系是国史研究发展的学科产物、成熟标志，并引导国史研究繁荣发展；而且因为国史认识和国史教育的教材体系需要国史研究学科体系提供研究支撑、奠定学理基础。
国史研究是一门政治性与学术性高度统一的学科。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上，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既是国史形成和发展的思想理论根源，同时又是国史研究的思想理论指导和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
国史研究及其学科体系来源于国史的基本内涵与特点。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资源问题上，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党建等领域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成果。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3］国史研究正是以这些资源及其理论与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也以这些资源及其理论与实践为主要依据，初步确立了相应的学科领域，并不断丰富和拓展研究范畴与空间。
国史研究以总结历史经验为主旨，是一门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是国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式。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问题上，习近平明确指出了形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优势与特点的根本途径，这就是“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强调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和着重点，即“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阐述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框架与结构，指出它“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为此，他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注重发展优势重点学科；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3］国史研究涉及面、涵盖面比较广，不仅与上述学科相互联系、相互借鉴，而且是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来源。
二、构建国史研究学科体系的研究基础
构建学科体系，需要从研究基础做起。对于国史研究来说，主要是史料基础和理论基础，包括对国史研究形成严重干扰和挑战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驳。没有史料，历史研究就无从谈起；没有正确历史观和思想理论的指导，历史研究同样不能科学开展、深入推进，构建学科体系就会缺少根基、失去方向。
（一）加强国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
国史史料是编纂和研究国史的重要基础与立论依据，丰富、发展、创新国史史料整理与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则是繁荣发展国史研究的重要途径。推进国史研究，加强国史研究学科建设，不仅需要加强国史学科理论建设与研究，还需要加强对国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这也是构建国史史料学首要的基础性工作。
国史史料整理和研究，是推动国史研究发挥“修史、资政、育人、护国”社会功能的需要。占有丰富、翔实和可靠的国史史料，有利于深刻论证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为不断巩固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思想基础、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供历史依据；同时，占有丰富、翔实和可靠的国史史料，是加强国史教育、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是回答国史问题、回应不良学术观点乃至社会思潮的需要。随着当代社会条件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子化的数据处理、互联网的广泛利用和档案工作的现代化，国史史料整理和研究的方法与手段需要不断丰富、创新，借此不仅能够推动国史史料整理和研究的发展，而且能够促进国史研究特别是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发展与创新，培育国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重视史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在一定意义上说，国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先于国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但长期以来处于不全面、不系统的状态，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史研究的正式兴起和发展，国史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对国史和中共党史史料的挖掘、整理和编纂以及一些带有史料学性质的研究成果，如张注洪的《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5］、《毛泽东生平、思想文献史料学研究初探》［6］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献史籍举要》［7］，周一平的《中共党史文献学》［8］等。这些研究成果对国史史料进行了大体整理和初步分类，但没有形成对国史史料的系统整理与研究。同时，在国史史料的应用方面也有“鱼龙混杂”现象，甚或伪造历史资料以混淆视听，对此需要正本清源，辨伪存真。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一部关于国史史料整理和研究的著作，不能适应国史研究繁荣发展的迫切需要，因此亟待将国史史料整理和研究提上重要日程。
国史史料十分丰富，类型多样。国史史料存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编辑出版的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文献和公开的档案资料中，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选、文集、文稿、年谱、传记、回忆录等；关于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专题性与综合性文献、档案资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的报道与记载中。国史中的地方史史料则主要见于地方史志记载、地方文献档案和口述性资料等。随着国史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和重视，挖掘、整理的史料越来越丰富，史料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
在国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中，需要将史料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鲜活而翔实的史料真实反映和揭示历史的形态与面貌。国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不仅要注重通史性史料，而且要更加注重历史发展时期性、阶段性的史料。根据历史发展时期或阶段及其特征，对每个历史时期或阶段性的史料进行综合性整理和研究，并选择每个历史阶段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历史问题，进行专题性的整理和研究，形成每个阶段的史料概述和专题述评性研究成果。在选择专题性史料上，应突出国史中的重要历史节点，如与新中国成立相应的党的建国思想，与社会主义改造有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八大，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等。通过这些专题性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旨在从史料学的角度反映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与主线，并贯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辩证统一的关系。在选择专题性史料中，还应着重于整理和研究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史料，如在历史人物方面，以有一定特点的历史问题为切入点，如重点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历史地位、影响与作用；在历史事件方面，如重点研究抗美援朝、和平解放西藏、中共八大、整风与反右、人民公社化、中苏论战、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等。专题性史料不仅应包含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内容，而且还应涵盖国防史、外交史，既注重国史中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研究所不可缺少的对史料的评介与辨析，又注重发掘和运用新史料深入探讨有关历史问题，特别是追根溯源、辨证和考释史料，廓清有关史实。
国史史料整理和研究的方法，以类型学、文献学和考据学为主，结合编纂学、目录学、版本学等，同时借鉴统计学和比较史学等方法，史论结合，综合性评述与专题性研究相结合。从学科意义上说，加强国史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具体而深刻地揭示国史史料的性质与特点以及史料在国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形成比较系统的、具有史料学性质的国史史料的认识体系和方法，为构建国史研究学科体系提供相应的史料学基础。
（二）加强国史理论研究和建设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是相互联系的，但彼此在历史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有差别的，历史理论是关于历史的本体论，是揭示历史是什么、历史向何处去和历史昭示什么的规律性认识；史学理论则是立足历史，如何对待和把握历史的立场、观点、方法、手段的认识。应该说，历史理论是史学理论的认识基础，史学理论是历史理论的认识工具。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史学理论是服从和服务于历史理论的，这是历史研究中理论研究和建设的辩证法。因此，推动历史研究特别是国史研究，需要把历史理论特别是国史理论研究和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重要地位。历史理论研究，是研究历史发展的方向、道路，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加强国史理论研究和建设，有利于国史研究服务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巩固和增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加强历史理论特别是国史理论研究和建设，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历史、国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要把党的思想理论成果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即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与历史理论相结合，促进国史研究政治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要把历史理论特别是国史理论研究放在历史研究中的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推动下，加强历史通史性研究和宏观叙事研究，着力于深刻揭示国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深刻揭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先进性和规律性。
（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在国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总是与各种错误思潮相斗争而发展的。一方面，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推动国史研究繁荣发展，“修史、资政、育人、护国”；另一方面，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对国史研究的消极影响和干扰破坏，深刻剖析这些错误思潮产生的社会环境条件和认识根源以及在国史问题上的主要表现、实质与危害，并根据历史事实和科学的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批驳这些错误思潮在国史问题上的种种谬误，还历史本原，澄清历史是非。
国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般性内涵与特征在国史研究中的具体表现，存在于如何对待国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问题上，如诋毁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歪曲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与成就，夸大或捏造历史上的失误、挫折与错误，进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丑化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时还存在于如何对待具体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决策与政策问题上，从否定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某个方面、某个细节，以偏概全、一叶障目地来否定这一事件或人物本身及其所代表的一段历史，从撇开历史环境条件或从抽象的概念出发，任意剪裁、肢解和臆造历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需要深入剖析历史虚无主义在国史研究中的主要表现、基本诉求与严重危害；同时，通过点面结合，全面掌握国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的整体面目，深刻认识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目的与实质。这就需要我们注意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夸大国史上的曲折、失误与错误问题，批驳丑化毛泽东、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问题，批驳历史虚无主义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问题上、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问题上以及在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的谬误等，认清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历史问题危害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表现、方式与途径。
“虚无”历史之所以形成一种所谓的“主义”和思潮，是因为其具有一套以唯心史观为指导、建立在“虚无”历史基础之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掩盖和否定历史规律、颠倒历史是非曲直、扰乱人们思想及价值观的政治图谋，集中表现为否定国史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歪曲国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因此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把它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和政治社会思潮给予高度重视和警惕，进行理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问题在国史研究中将是长期存在的，而且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将不断出现新情况、新动向和新变种，这就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史研究，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高度，与之进行长期的思想斗争，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深厚的历史基础与依据。
三、国史研究学科体系的基本构成
根据学科属性、研究对象以及学科发展的趋势与特点，国史研究学科体系应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基本构成。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
一是国史史源与史料学。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源与史料，史源越多元多样，史料越翔实可靠，历史研究就越具体而深入。国史研究也是如此。一般来说，国史史料主要来源于历史文献、档案、口述和实物，此外，还有国史研究著述。由于国史是当代史，离现实最近，并正在发展着，因此，国史史料广泛存在于现实生活中，需要进行国情、国史调查。国史史源与史料学包括历史文献学、历史档案学、口述史学、文物学和国情国史调查等，相应地，挖掘史源，整理文献、档案，考证口述史料和实物，则需要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考据学等辅助学科的运用，为国史研究奠定必要而充分的史源与史料基础。在这方面，需要加强研究如下问题：国史史料整理和研究的现状与前沿；国史史料的来源、类型、性质、特点、价值和功能；国史史料整理和研究的基本方法、手段与途径；国史史料的认识和研究框架；等等。
二是理论研究类学科。国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科，在理论领域，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国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学科上表现为国史哲学、国史理论、国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等；它主要从历史角度、历史学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并以此为指导研究国史中的理论问题，阐述历史进程、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从国史中探索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其他历史研究一样，国史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史源与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上，而应当在此基础上进行“是什么”、“为什么”和“将会怎么样”的研究，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对于国史研究来说，缺乏理论研究的国史是没有思想性和“灵魂”的，也是没有科学力量的。
三是国史本体研究类学科。这是国史的具体实际在认识上的反映和表现。由于国史的复杂性和国史内涵的综合性，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对国史进行划分，国史研究学科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及其结构。从历史时长上，根据国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可以将国史研究分为国史通史性、时期性或阶段性历史研究，如作为总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或是专指某一时期或阶段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研究”、“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研究”、“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历史研究”等。根据国史的内涵与结构，可以将国史研究分为“政治史研究”、“经济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社会史研究”、“国防史研究”、“外交史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史研究”以及“党的建设史研究”等，而且还可以继续细分为更为具体的专门史、专题史，如“行业史研究”、“行政区划史研究”、“党政机构史研究”、“教育史研究”、“科技史研究”、“卫生史研究”、“体育史研究”，以及“人口史研究”、“民族史研究”、“宗教史研究”和“边疆史地研究”等。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国史研究还可以派生出“地方史研究”，特别是“当代西藏史研究”、“当代新疆史研究”、“当代港澳台史研究”，以及沿海、内地、边疆和海疆等区域史研究。从研究内容的属性上，国史研究也可以分为“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当代中国政策史研究”、“当代中国制度史研究”和“当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等。从历史编纂上，国史研究既表现为总称上的“国史编纂学”，又具体地表现为叙事体、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章节体、纲目体、典章体等编纂体裁体例和编纂方式研究。国史本体研究类学科是一种学科集合，是国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种统一。
四是国史研究交叉类学科。这类学科是以国史研究为主，与其他相近、相关学科相互渗透和交融而生成，或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而逐渐兴起。前者如党史、国史研究，后者如以研究国体、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为主要内容、具有“历史政治学”特征的研究，以研究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为逻辑起点、具有“历史社会学”特征的研究，以研究历史活动空间和社会活动地理分布为基本线索、具有“历史地理学”特征的研究，以及比较史学研究等。目前，这些研究学科还比较薄弱，有的只是初露端倪，但根据历史研究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国史研究发展的实际需要，这些学科是必要的，也将会在一定条件下兴起和发展起来。
在国史研究的基础上，国史研究学科体系已初步确立，但是还不成熟、不完备，有些还相当薄弱或缺失，需要巩固基础学科、发展重点学科、扶持交叉学科和培育新兴学科，还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化和拓展研究领域，创新发展研究理论、方法和手段，并加强与现实研究相结合的智库研究，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国史研究学科体系，为繁荣发展国史研究构建起一个成熟、完善的国史研究学科体系。
［ 参 引 文 献 ］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 交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答卷》，《人民日报》2013年6月27日。
[5]张注洪：《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5期。
[6]张注洪：《毛泽东生平、思想文献史料学研究初探》，《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
[7]张注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献史籍举要》，《历史教学》1990年第1期。
[8]周一平：《中共党史文献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责任编辑：郑 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