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储著武，历史学博士，助理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研究的发端，目前学界大体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开始于1978年，标志是胡乔木提出“要赶快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种观点认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标志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及《当代中国》丛书的出版等；第三种观点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即已起步，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开始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种观点参见顾为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端》（《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等文。第二种观点参见刘国新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理论视野》2009年第10期）。第三种观点参见杨凤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概况与评价》（《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0期）、朱佳木的《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张星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述论》（《中国历史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宋月红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国史研究的初兴》（《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第7期）等文。）这三种观点对50年代的国史研究或未涉及或稍作提及，不论学界对这一时期的国史研究如何定性，我们都有必要将其作为国史研究学术史的发展阶段，首先弄清其发展历程和特点，然后做出准确评价。 

　　一、20世纪50年代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之前，人们对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的总结多出现于报纸杂志的纪念文章里，如1951年6月22日，胡乔木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特点；［1］1953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远大目标而奋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社论，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四年来的重要成就。［2］而当时负责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和第2集［3］中却没有一篇关于国史研究的论文。可见，20世纪50年代前期学界尚未真正进行国史研究，但已开始关注和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其中，作为四个学部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负责领导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1956年3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负责领导制定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工作。6月，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会同全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共同拟定了各学科的远景规划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草案初稿。正是在《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以下简称《远景规划草案》）（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1956年4月）以及《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1956年6月。）（以下简称《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中，国史研究作为重要内容首次被提出。 

　　（一）《远景规划草案》中的国史研究 

　　1956年4月，《远景规划草案》拟定完成，国史研究作为第七个中心问题——“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和特点”进行了规划。对于“本问题的简单内容和意义”，《远景规划草案》指出：“本问题要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揭示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规律和特点。这不仅在历史科学中有创造性研究的意义，而且还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它将教育我国人民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同时也将大大地有助于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对于“国内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现状”，《远景规划草案》指出：“现在还是一个缺门”；对于“必须采取什么主要措施或创设什么条件”则指出：“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建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组织这方面的研究力量”。（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附表第9页。）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和特点”包括的研究题目，《远景规划草案》中列了14个方面的内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土地制度改革；抗美援朝、解放台湾和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民族大团结和各民族社会主义改造的特点；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中国和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友谊的发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和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成果形式要求是论文、初稿及专著等，并具体规定了研究这个题目所需要的研究人数及预计完成期限。（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附表第9~10页。） 

　　关于国史专门著作的计划，《远景规划草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要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的综合研究”，阅读对象是“中学学校以上历史教师及高中文化水平以上的干部”，预计100万字，初稿应在1964年以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事业的发展》的阅读对象都是“中等文化水平以上读者”，初稿都应在1967年以前完成。《抗美援朝史》的阅读对象也是“中等文化水平以上读者”，预计30万字，初稿应在1960年以前完成。（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附表第27~32页。） 

　　关于史料整理，《远景规划草案》提出要“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重要史料”，并“分类分辑出版”。重要史料主要包括：“土地改革资料汇编；镇压反革命资料汇编；抗美援朝资料汇编；三反、五反运动资料汇编；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料汇编；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料汇编；文化教育事业资料汇编”等。计划每年出版约500万字，编纂资料的项目逐年增加。关于国史研究机构，《远景规划草案》提出“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在1957年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组，与有关单位合作，开展研究工作”。（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附表第67页、正文第9页。） 

　　（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中的国史研究 

　　1956年6月，《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拟定完成。这份规划包括历史学、考古学、哲学、经济学等15个学科，规定了各个学科1956~1967年应研究的重要问题及需要完成的重要著作，其中关于国史研究的规划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过程进行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综合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1967年以前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第21、22页。） 

　　《远景规划草案》是关于历史科学的专门性规划，《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是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性规划，两份规划都提出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并做了具体详细的计划，为以后正式开展国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必须指出，此时的国史研究工作并未展开。1957年6月，周扬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这个规划已经部分地付诸实施”，但没有提及国史研究情况，同时他还提出，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组织领导，较为可行的办法是依照自然科学设立专业小组，成立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11个专业小组来具体研究各自学科的发展问题并向规划委员会提出建议。［4］1957年10月，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办公机构，此后开展的工作有：成立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和哲学、经济、历史、文学、法学、教育专业小组，对《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进行修改，草拟1958年要开展的重点研究项目。［5］上述情况说明，当时国史研究尚未开展起来，仍处于规划完善和研究准备阶段。 

　　1958年3月5~12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通过了《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同时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跃进”的问题。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伯达在会上作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跃进”，应该“跃进”，“跃进”的方法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6］所谓“厚今薄古”，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要放到当代现实问题上来，强调研究要为当前政治服务。中国近现代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厚今”的重要内容，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随后确定的1958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里就列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研究总结”。［7］此后，国史研究正式提上日程。 

　　首先，国史作为“厚今”的内容受到高度重视。1958年3月18日，翦伯赞提出：“为了实现总规划中规定要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议成立一个机构，专做此事。并且使这个机构成为常设机构，专管现代史的纪录，先按年编出长编，再写成各种专著。”［8］4月28日，范文澜提出：“厚今薄古第一必须扩大和加强研究今史的力量，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中国史，其次是资产阶级领导旧民主革命的中国史。”［9］5月，范文澜、陈垣、侯外庐、吕振羽、刘大年在《历史研究》发表了贯彻落实“厚今薄古”的文章，意在说明史学研究要重视“今”（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内容。其中，刘大年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历史研究中“厚今”的主要内容，要组织人力集中来做，也可以几个单位同时都做，先编写出一部分量较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史；同时有关单位要及时拟定出国史研究的选题计划，供研究者参考选择。［10］席泽宗等人在总结科学史研究的方针时认为，“‘厚今薄古’——应着重近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史，虽有困难，边干边学可以作到”。［11］ 

　　其次，国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得以展开。1958年6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说：“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著作和专题研究计划中，属于现代史‘五四’以后的占了很大比重。为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他们已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并准备在五年内写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2］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讨论科学研究工作时认为，1919~1949年的历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没有人研究是一种反常现象，教研室应立即成立现代史组，大力开展现代史的研究工作。［13］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都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 

　　再次，国史初步成果编写出版。通史类成果有：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简称《史稿》）［14］、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授提纲（初稿）》（以下简称《提纲》）［15］；大事记有：南开大学历史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6］、北京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资料室编的《建国十年大事记（1949~1959）》（北京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资料室编：《建国十年大事记（1949~1959）》，1959年6月。）等；史料有：《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17］、《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1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19］等；研究论文和书评有：苑书义、陈慎同的《党的科学研究方针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是怎样编成的？》［20］，罗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介绍》［2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一封信》［22］，李荣朴的《“国史稿”是怎样编写出来的》［23］，李建青的《关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几个问题》［24］、《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期的一些观点问题——与胡大泽同志商榷》［25］，程毅的《我对党史和“国史”编写原则的一些意见》［26］，胡大泽的《关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分期问题——与李建青同志商榷》［27］，里凡的《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28］，高澜的《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29］等。这些成果的问世说明，1958年以后国史研究出现了小“高潮”。 

　　二、20世纪50年代国史研究特点 

　　（一）提出科学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任务 

　　科学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具有两个方面的意蕴：一是国史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包括国史研究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都必须遵循的原则。1956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拟定时，就突出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不仅如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还强调，国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同实际相结合，一方面要克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也要克服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提倡在占有大量材料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的研究方法。（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第1、3页。）二是要有科学的态度。《史稿》和《提纲》均是哲学社会科学“跃进”的产物，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老 

　　师和学生仅用20天时间即完成了《史稿》一书，并于1958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编写者认为该书是一部“党性和科学性最强”的著作，［23］还有人认为是“历史创作的卫星”，但里凡、高澜、罗林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里凡认为，《史稿》“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28］；高澜认为，《史稿》从内容来说“不能令人满意”。［29］罗林对《史稿》进行了高度评介，但重读后发现过去的评价不适当，随即又写信分析了该书存在的严重缺点。［22］而《提纲》一书的编写者则采取了较为慎重的科学态度，李建青指出：“编写组采取了依靠党委、发动群众、边学、边编、边辩论的方法，除加强编写组内的集体讨论外，还与天津史学会合作召开了几次群众性的学术讨论会，对编写‘国史’的原则和方法，特别是建国头三年历史（1949~1952年）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进行了探讨；同时将‘国史提纲（初稿）’在‘历史教学’月刊上陆续发表。”［24］里凡、高澜、罗林、李建青等坚持国史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性立场，强调国史研究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处理分歧问题，这种科学的态度，在当时哲学社会科学“跃进”的氛围下实属难得。 

　　（二）初步探讨国史研究相关理论问题 

　　第一，认识到国史的重要功能 

　　《远景规划草案》将国史的重要功能分为两大方面：一是教育功能，指国史能教育中国人民“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二是促进功能，指“有助于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附表第9页。）对国内人民来说，弄清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规律和特点，有助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殖民地国家人民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成就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大大增强了当地人民反抗侵略的信心。 

　　第二，展开国史理论问题的探讨 

　　关于国史分期，李建青认为，国史分期应当“根据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阶级力量和阶级斗争状况的变化，以党的总路线为中心线索，运用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找出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发展阶段的质的规定性”。［24］但胡大泽认为，就当时的社会性质来说，“从1949年10月至今仍不能认为有了本质的变化”，不存在李建青所说的几次质的变化，因此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能用“质的规定性”作为标准。胡大泽提出：“目前可以运用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本着如实地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的客观形势和历史进程的原则，按照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主要任务，作为划分段落与编写章、节、目的依据。”［27］ 

　　关于国史与党史、革命史的关系，程毅认为：“党史和革命史、‘国史’是有区别的，不能画等号，不能说党史就是革命史或‘国史’，也不能把革命史或‘国史’当成党史，但从党产生以后的中国革命历史，建国以来的历史，又怎能和党的历史严格分开来呢？也就是怎么能写出与党和党的历史无关或关系不大的革命史或‘国史’呢？”“建国以来的十年历史，是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26］这就把国史与革命史、党史之间的关系说得很清楚。 

　　关于国史编写的原则，李建青等提出，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以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为纲：“编写‘国史’，必须以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为指导思想，用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中的观点去分析、组织历史资料，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去说明、论证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的观点，做到观点与史料的统一。”［24］程毅认为，以毛泽东思想为纲有三种方式：以毛泽东的基本思想为武器，“去观察、分析、总结和阐述历史；结合历史史实全面讲解主席的著作；引用主席的论断和结论；三者应密切结合”。［26］ 

　　第三，重视国史史料的保存和整理 

　　1956年4月16日，国务院提出要“迅速整理开国以来的积存档案”，并于1956~1957年两年内完成。［30］尽管不是专门针对国史研究，但重视档案整理工作对国史史料的保存和整理具有重要作用。国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如《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都有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文献。1956年6月，黄炎培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要“及时收集和保存建国史料”。［31］同时，《远景规划草案》中也有关于搜集、整理史料的计划。 

　　（三）学科建设意识明确 

　　首先，《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包括历史学等多个学科，每个学科都提出了12年内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和应完成的著作。《远景规划草案》“依据先后缓急的要求”，将国史研究列为第四个“迫切需要加强”的学科。（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正文第9页。）这说明，20世纪50年代国史研究已具有明确的学科建设意识。其次，国史成为高等学校历史教学的内容。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为配合《史稿》教学，编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学大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出版。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授提纲（初稿）》是联合天津部分高校共同组织编写的讲义性质的讲稿。此外，一些高等学校历史系还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增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32］四川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基础课。［33］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师生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简史》，“中国历史教师还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34］ 

　　（四）学术性、科学性不足 

　　1958年以后，国史研究成果陆续出版，但不可否认，这些成果确实存在学术性、科学性不足的问题。首先，哲学社会科学“跃进”过于强调速度和为现实政治服务，致使一些成果学术性、科学性不足。如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靠政治挂帅”以及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编写国史，过于强调现实政治的需要，仅用20天时间即完成了《史稿》一书。其次，国史引证材料主要是毛泽东著作、中央文件等。如《史稿》和《提纲》所用史料多是党的决议、毛泽东著作、中央领导的报告和《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样编写出来的国史像是文件汇编。 

　　三、对20世纪50年代国史研究的评价 

　　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国史研究发展历程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之前，国史研究“还是一个缺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之后，在制定《远景规划草案》及《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的过程中，科学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任务被明确提出来。1956~1957年间，国史研究进展缓慢，仍处于规划和准备阶段。1958年以后，尤其是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为标志，国史研究进程大大加快。 

　　20世纪50年代国史研究的发展态势可以说是“先抑后扬”，其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50年代前期，史学界的研究重点是古代史和近代史。古代史方面，史学界主要围绕着古代史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资本主义萌芽这“五朵金花”进行讨论。近代史方面，史学界围绕着近代史分期、帝国主义侵华史等展开研究，汇编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创办了《近代史资料》等。这说明，当时历史研究的重点不在国史研究上。二是国史研究从规划转入实际研究需要一个过程。《远景规划草案》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只是提出问题，要真正开始研究还需要设置机构、培养人才、整理史料等。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以后，“厚今薄古”的号召、大搞科学研究方针的提出、《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的通过等，促成了国史研究新的发展。三是1959年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纪念，客观上大大促进了人们思考和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如《史稿》正是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为响应校党委“大搞科学研究向国庆节献礼”的号召编写出来的。 

　　对20世纪50年代国史研究的评价，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 

　　第一，如何认识国史研究规划。这是准确评价50年代国史研究的关键。首先，《远景规划草案》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都提出要研究国史，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把国史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来对待。其次，《远景规划草案》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促进了包括国史在内的历史科学的研究。对此，当时有人说：“规划为历史工作者指出了辉煌的远景和巨大的当前工作，成为历史工作者们向历史科学进军的誓师词，大家有信心发挥一切积极性和潜力来努力完成这个十二年规划。”［35］1958年以后，历史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重视国史研究和教学与规划也有很大关系。对于规划的执行，1963年翦伯赞曾指出：“我们现在能不能写出现代史来呀，解放以来的历史，能不能写出一本书来总结一下呢？我看很难写出来，我也写不出来。”［36］“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术研究受到严重破坏，国史研究也难以幸免，《远景规划草案》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提出后未能得到很好地贯彻。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形势发展迅速，各种学术研究受到严重影响，但规划中所强调的国史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成果要服务于国家建设等思想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至今仍是国史研究者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 

　　第二，如何理解国史研究与政治的关系。国史是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学科，国史研究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但如果把国史研究简单地理解为就是为现实政治服务，那就严重违背了国史研究的学术性、科学性原则。如《史稿》没有处理好学术研究与政治的关系，结果造成学术性、科学性严重不足的问题。正如罗林批评《史稿》所说：“作为一本历史书，对它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应该把丰富的材料给以高度的科学的概括，从其中表现出历史发展的过程，引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在本书中所看到的只是一大堆事件的堆积和罗列，一些党和国家政策文件中片断辞句的拼凑和连缀。从这中间看不到我国九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发展。”［22］李建青、胡大泽等人希望以科学态度来研究国史，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与真正的学术研究要求相差甚远。“厚今薄古”的史学研究方法，片面地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服务是机械地理解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不利于国史研究的学术化、科学化发展。 

　　总的来说，作为国史研究学术史的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是国史研究的开端时期。这个时期，正式提出了科学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任务，开展了相关国史理论问题的探讨，具有明确的学科建设意识，并编写出版了初步成果，但过于强调国史研究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编辑出版的教材、讲义、讲稿等学术性、科学性不足，不是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随着时间的流逝，20世纪50年代国史研究的成果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影响甚微，但不能因此否定当时的史学工作者所做的学术努力。1978年1月，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制定科研计划和规划会议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人着手认真地进行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37］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制定了《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初稿）》，新时期的国史研究正是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起步，这与50年代的国史研究颇为相同。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国史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 

　　［ 参 引 文 献 ］ 

　　［1］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日报》1951年6月22日。 

　　［2］《为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远大目标而奋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人民日报》1953年10月1日。 

　　［3］《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2集，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4］周扬：《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7年第45期。 

　　［5］《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苏联先进成就　促进科学研究工作大跃进》，《光明日报》1958年3月6日。 

　　［6］《清除厚古薄今思想　贯彻厚今薄古方针》，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7］吕新初：《科学为生产　跃进再跃进——记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科学通报》1958年第7期。 

　　［8］翦伯赞：《兴无灭资，发展历史科学》，《人民日报》1958年3月18日。 

　　［9］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人民日报》1958年4月28日。 

　　［10］刘大年：《需要着重研究“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 

　　［11］《大字报集锦》，《历史研究》1958年第9期。 

　　［12］《厚今薄古　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　把无产阶级红旗插满社会科学领域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插红旗大会》，《人民日报》1958年6月4日。 

　　［13］杨遵道：《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讨论科学研究工作大跃进的情况》，《历史研究》1958年第8期。 

　　［14］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5］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授提纲（初稿）》，《历史教学》1959年第1~3期。 

　　［16］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7］国家统计局编：《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国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 

　　［18］国家统计局编：《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0］苑书义、陈慎同：《党的科学研究方针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是怎样编成的？》，《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58年第11期。 

　　［21］罗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介绍》，《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58年第11期。 

　　［22］罗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一封信》，《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59年第4期。 

　　［23］李荣朴：《“国史稿”是怎样编写出来的》，《光明日报》1958年12月16日。 

　　［24］李建青：《关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59年第3期。 

　　［25］李建青：《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期的一些观点问题——与胡大泽同志商榷》，《历史教学》1959年第10期。 

　　［26］程毅：《我对党史和“国史”编写原则的一些意见》，《历史教学》1959年第3期。 

　　［27］胡大泽：《关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分期问题——与李建青同志商榷》，《历史教学》1959年第7期。 

　　［28］里凡：《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日报》1959年2月28日。 

　　［29］高澜：《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读书》1959年第5期。 

　　［30］《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人民日报》1956年4月21日。 

　　［31］《及时收集和保存建国史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黄炎培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年6月28日。 

　　［32］《在教学大改革中的——北京师范大学》，《人民日报》1958年7月19日。 

　　［33］《结合实际　结合专业　四川大学加强基础课》，《人民日报》1959年1月20日。 

　　［34］《中国人民大学的科学研究大跃进运动》，《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58年第11期。 

　　［35］陈庆华、袁良义：《解放以来我国历史科学的巨大成就》，《光明日报》1957年8月29日。 

　　［36］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37］《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