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规划问题，近年来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代表作有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编：《五十年回眸——新中国的城市规划》，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邹德慈等：《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研究——总报告及大事记》，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李浩：《八大重点城市规划：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等等。）关于北京城市规划资料的集中公布和研究，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如亲历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佟铮主编的《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1986年印）、《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城市规划》（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1987年编印）等，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此后随着一批参与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的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和学者相关论著的出现（代表作有郑天翔：《行程纪略》，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董光器：《北京规划战略思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王军：《城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刘欣葵等：《首都体制下的北京规划建设管理——封建帝都600年与新中国首都60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逐渐成为学界与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从解放之初成立“北平（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都北平，改称北京。本文叙述中将根据历史原貌相应使用“北平”、“北京”称谓，统称时使用“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于1949年5月22日成立，新中国正式定都北京后称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1955年改称为“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参见张汝良：《市建设局时期的都委会》，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党史征集办公室编：《规划春秋——规划局规划院老同志回忆录（1949~1992）》，1995年印，第134页。）到1953年向中央提交规划草案，再到1958年向中央提交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草案，当时北京的城市规划工作既受到中国专家和苏联专家的影响，也是当时人民大众迫切要求改善民生呼声的反映。其中，苏联因素是影响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的突出因素。一些苏联城市规划与建设专家来到北京，指导北京城市规划工作。学界对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领域苏联专家作用的研究仍显不足，颇多史实需要进一步厘清。本文力图还原当时北京城市规划方案形成的复杂过程，探析苏联专家在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期对现今城市改造、规划和建设提供镜鉴。

　　一、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中国专家与苏联专家的意见分歧

　　北平和平解放后，如何规划建设“新北平”成为摆在新生人民政权面前的重要课题。1949年5月8日至6月13日，北平市政府组织召开了都市计划座谈会，主要讨论如何把北平变成生产城市、西郊新市区、城门交通、城区分区制等问题。［1］5月22日，北平市政府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都委会），“广泛的吸收学者、专家参加都市计划之调查、研究、设计，宣传并指导计划之实施。经过两周的筹备，已于昨（二十二）日假北海公园画舫斋召开成立大会。出席该会委员有市政专家华南圭、林是镇，清华、北大建筑系教授梁思成、王明之、钟森等十余人……决定由下周起开始展开工作。由建设局负责实地测量西郊新市区。同时授权清华大学梁思成先生暨建筑系全体师生设计西郊新市区草图”。［2］7月6日，都委会组织规程公布，“负责办理北平市都市计划之调查、研究、设计、订定等工作；草拟与都市计划有关之规章；宣传并指导都市计划之实施。本会设委员九人至十七人（包括北平市市长、北平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局长、平汉铁路局局长、华北公路运输总局局长、专家五人至十三人）”。［3］都委会主任委员为聂荣臻（北京市市长），副主任委员为张友渔（北京市副市长）、梁思成（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委员有彭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华南圭（都委会总工程师）、陈占祥（都委会企划处处长）、吴景祥（都委会总建筑师）、林是镇（土木工程师）、钟森（北京大学工学院兼职教授、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等32人。［4］都委会类似顾问机构，指导北京城市规划工作，具体工作由市建设局等市政建设部门承担。

　　梁思成是都委会的重要专家。1949年9月，梁思成在给聂荣臻的信中提出：“都市计划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有计划的分配全市区土地的使用，其次乃以有系统的道路网将市区各部分连贯起来，其余一切工作，都是这两个大前提下的部分细节而已。”可见，他对都委会的职责与定位有着明确的认识。据此，他认为新的建筑或土地征用计划应先征求都委会的同意，首都建设必须“慎始”。［5］1950年初，梁思成又向北京市政府提交了由其主笔的《都市计划委员会1950年度工作计划草案》，对北京历史上的规划设计与艺术成就给予高度肯定，但又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北京“是一座‘中古’封建的都市加上了现代的点缀，那些点缀是勉强的，不调和的”［6］，故而希望新政权能使北京重获新生，并提出了1950年度的工作计划，包括“城区及郊区的调查研究”、“大力对群众进行都市计划的宣传”、“城内局部改善计划”等。另外，他提出了尤为庞大的调查研究计划：关于环境方面，调查北京历史地理、地质、地形、气候、郊区土地使用、郊区风景区、名胜古迹、公地及公产分布情形、河道变迁及现状、洪水区域等；关于人文方面，调查人口、自然村典型、郊区生活现状、城区人民居住情况、文教、职业、房屋修缮等；关于交通方面，调查城内交通设施要点、城区内各项车辆典型、交通安全管制方法、街道典型、北京市与全国交通关系、北京市与附近区域交通关系等；关于生产方面，调查郊区生产量、工厂典型、特殊手工业、粮食供应、水电供应状况、税收情况等。［6］

　　但遗憾的是，梁思成的计划因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些不切实际，因此未能得到回应。张友渔批示：“此件草稿曾由梁思成单寄彭，并已由我摘送。彭批送文松同志研究，提出意见。文松提出意见后并在市委会上讨论过。”“彭”即彭真，“文松”即中共北京市委政治秘书、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文松。张文松阅后向彭真报告指出：“梁思成所提出的都市计划委员会1950年度工作计划，其基本的出发点是与他过去所提出的都市计划相同的：第一，是希望保持城内原有建筑的完整和谐，赞美过去，不愿在城内再有新的增饰。第二，与苏联专家意见对立，说：决不能主观任意划条线了事。第三，应该把主要的发展区域放在郊区，今年度的调查工作对于郊区情形需要有进一步的认识。”关于梁思成的调查研究计划，张文松则认为不切实际，“第一是内容太多，牵涉面太大，绝非都市建设委员会所能胜任。应组成若干个专门委员会去调查研究。第二，有些关涉经济、生产的内容可由经济部门去作。第三，他们可以进行一些技术性的调查，如地形、地质、河道、气候、交通。关于展览会，梁的目的是告诉群众如何建设一个真善美的城市，宣传的计划内容是：保障每个人民有舒适康健的住的条件，高效率的有优美环境的工作条件，有修养身心的游息条件，有舒畅而安全的交通条件。这样做值如画饼充饥，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张友渔基本赞成张文松的意见，批示道：“这个计划，我处也已收到。当即向梁提出意见，请其在调查方面，尽量利用已有机构及材料，在计划方面，一边准备长期计划，整个计划，一边先做局部计划，具体计划，在宣传方面不可开不易兑现的支票。”［6］张文松的意见还表明一个事实，就是梁思成的规划方案与苏联专家的意见是有分歧的。从后来北京市委的决策来看，梁思成的规划理念和调查计划从一开始就面对着众多质疑之声。

　　揆诸史实，早在1949年9月，北京市政府就邀请以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为首的专家工作组来京对北京的城市规划予以指导帮助。［7］当月，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参照1933~1935年莫斯科城市改建计划，提出了《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报告》，从城市规模、市区规模、城市区域的分配、建筑行政机关的房屋、设计新的行政和居住的房屋五个方面提出了建议。［8］据参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城市规划工作的陈干回忆，聂荣臻高度重视苏联专家意见，并在市人民政府组织召开了专门的讨论会。（陈干：《以最高标准，实事求是地规划和建设首都》，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党史征集办公室编：《规划春秋——规划局规划院老同志回忆录（1949~1992）》，第12页。）

　　1949年12月19日，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局长曹言行、市建设局局长赵鹏飞联名提出《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表示“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先生提出了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已引起关心首都建设各方面人士的广泛讨论”，并称在很多问题上中苏两国专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其基本分歧集中表现于首都行政中心位置的问题。苏联专家的意见是将行政中心设于原有城区以内，而另一种意见则是将行政中心设于西郊新市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完全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随后，他们列举了同意这一方案的理由：“北京城经过六百余年的建设足以代表中国风格的国际城市，并且具有城市生活所需的各种设备。在这一基础上建设，一方面可以保存一切优良的设备，改造其不合理的部分；另一方面可以节省建设经费。如在郊区另建新城，除房屋建筑之外还需进行一切生活必须设备的建设，这样经费大大增加（据苏联专家的经验，城市建设的经费，房屋建筑占百分之五十，一切生活必需设备占百分之五十，如果因新房建设而拆除旧房，其损失亦不超过全部建设费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而且，如果进行新行政区之建设，在人力、财力、物力若干条件的限制下，势难新旧兼顾，将造成旧城区之荒废。”另外，他们还认为苏联专家提出的“必须发展首都工业，增加工人阶级在总人口的比例”与中央提出的“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方针相吻合，也是人民民主国家首都不可缺少的条件”（《曹言行、赵鹏飞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1949年12月19日）》，《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城市规划》，第107~108页。）相契合。他们意见中提到的“西郊新市区”方案就是“梁陈方案”（“梁陈方案”，全称《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是梁思成、陈占祥于1950年2月完成的报告，后分送中央人民政府、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等有关单位。参见《梁思成全集》第5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60~76页。）推出之前梁思成在北京市建设局召开的座谈会上主张的方案。关于巴兰尼克夫等苏联专家在京的身份，北京市政府1951年4月3日给外交部的函件称：“本市都市计划工作，现已次第开展，为吸取经验，获得借镜，拟聘请前曾来京之苏联建筑专家巴兰尼克夫同志为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名誉顾问，藉通讯联系，获得指导”［9］。

　　北京市委秘书长郑天翔于1953年11月在《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几个问题》中指出：“从1949年起，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即着手进行首都的规划工作。当时苏联专家阿布拉莫夫、巴兰尼克夫等同志曾提供许多宝贵意见，批判了‘废弃旧城基础，另在西郊建设新北京’以及‘北京不能盖高楼’等错误思想。几年来，都市计划委员会也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对北京的规划进行了多次讨论……由于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某些技术干部，在有些问题上和我们改建与扩建首都的意见不一致，尤其是在对待城墙与古建筑物的问题上，各方面议论纷纷，分歧很大。”［10］这里提到的“技术干部”以及“废弃旧城建新城”、“不能盖高楼”，指的就是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建筑规划专家及他们所主张的意见。正是由于出现了较大的意见分歧，规划方案迟迟不能出台。

　　二、苏联因素与1953年的规划草案

　　1953年是“一五”计划开局之年，北京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随即展开。由于城市缺乏一个统一的总体规划指导，导致建设过于分散。同时，城市用地量激增、人口压力巨大，基础设施和商业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跟不上住宅及办公用房建设需求的问题日益突出。为此，北京市委市政府加快了编制城市规划建设的步伐。

　　鉴于“梁陈方案”与苏联专家意见对行政中心放在旧城还是西郊等问题存在争议，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兼都委会副主任薛子正指示加快制定规划方案，如认识不同，可做两个方案分别上报市委。因此，都委会责成第二总建筑师华揽洪与企划处处长陈占祥分别组织人员编制方案，于1953年春提出了甲、乙两套规划方案。［7］（pp.315,318）1953年夏，北京市委专门成立了以郑天翔为首的规划小组对甲、乙方案进行综合修改，提出规划方案草案。由于该小组在畅观楼办公，通常称其为“畅观楼小组”。在方案编制过程中，该小组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苏联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经验，并聘请苏联专家巴拉金作指导。［7］（p.321）1953年11月，北京市委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上报中央。1954年10月，根据上述草案及大半年的规划实践，北京市委又对该草案做了修改。1953年的草案“只是轮廓地规定了首都发展的远景和改建扩建时所应遵循的一些基本方针，整个的说是很粗糙甚至是不科学的。原因在于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首都工业建设的方针，高等学校和中央机关建设的计划也多未决定，而这些是首都规划的前提”，因此，提出“按照社会主义的城市建设原则来改建和扩建我们的首都，是制定规划草案的根本出发点”。［11］所谓“社会主义的城市建设原则”，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提出并付诸实践的城市建设理论。1931年6月，时任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A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卡冈诺维奇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委会上做了题为《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提出在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之后大力提高城市建设水平，对住宅建设、城市运输、街道与地下工程等都做了明确要求与部署。［12］因此，苏联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经验成为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编制的重要参照对象。

　　从1953年规划草案上报到1954年草案的修订来看，苏联专家的意见得到了充分采纳。《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说明》开篇即指出：“第一，关于城市人口的说明。苏联在制定城市规划时，把城市人口分成三个部分来计算，即‘基本人口’、‘服务人口’、‘被抚养人口’，三者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分别为28%~30%、23%~25%、45%~48%。苏联城市规划的程序是根据基本人口推算出总人口。北京市的基本人口主要有三部分：中央机关干部、高等学校师生员工及非地方性企业的职工。但由于工业的发展计划和中央机关、高等院校的建设计划多未决定，现在还无法确定基本人口。我们的计划是按照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首都人口的规模达到五百万左右制定的。第二，关于城市用地的说明。1935年莫斯科改建总计划中规定莫斯科的面积为六万公顷。北京市区面积在发展到五百万人口时也需要扩大到六万公顷左右。”［13］由此可见，在人口规模与用地指标这两个城市规划最关键的指标上，北京基本上以莫斯科的标准为参照。

　　关于城市面积和人口规模，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在1949年的报告中已经有过说明。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制度是在大城市中避免集中过多的人口，各地工业建设予以平衡分布。所以1931年7月联共（布）中央会议讨论改建莫斯科问题时，坚决地否定了在城市人口的数量上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而使这一口号适用于工业的发展。所以在改建莫斯科的总计划中，莫斯科的人口增加限制在500万人的范围，就是经过十年后人口增加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四十五。”［10］因此，1953年11月，北京市委在上报中央的《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中，将北京市的发展规模描述为“在二十年左右，首都人口估计可能发展到五百万人左右，北京市的面积必须相应地扩大至六万公顷左右”。在1954年10月《关于早日审批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请示》中，更是明确指出“参照莫斯科的经验，规定市区范围在人口发展到五百万人时为六万公顷左右”。［14］这两个重要指标无疑都是苏联因素的突出体现。

　　当然，北京市委也有远景规划和更长远的考虑。郑天翔在《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中的两个根本问题》中指出：第一，首都的性质除政治、文化、科学艺术中心之外，还应该是一个大工业城市。如果北京只建设中央机关和高等学校，则首都只能是一个消费水平极高的消费城市，缺乏雄厚的现代产业工人的群众基础，这与首都的地位不相称。第二，首都的规划布局需要考虑长远发展，给以后留下发展余地。因此，规定市区范围在人口发展到500万时为6万公顷（即600平方公里）左右，并在其四周留下扩展的余地，因为首都的人口总数将来绝不止500万。道路与绿地都要留的宽些、多些，这样以后会比较主动。［10］（pp.134~135）可见，北京市委已经意识到这个标准的局限性，但在没有更多规划经验和参考数据借鉴的现实情况下未能做较大突破。

　　三、苏联因素与1958年的总体规划初步方案

　　“一五”期间，北京城市建设快速发展，新建工厂50多个，建筑面积187万平方米，高等学校从15所增至31所，还新建了一些中央部级机关大楼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五卷房屋建筑》上册，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1992年编印，第10~11页。）为了更好地规划城市建设，1954年8月，北京市委向中央请示：“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北京市城市建设的发展速度很快，规模愈来愈大，技术要求愈来愈复杂，许多建设工程必须和北京市长远的整体的发展计划统一考虑……目前，各部门工作中仍存在着许多自身根本无力解决的问题，如城市规划，自来水、污水处理、下水道、煤气供应、集中供热的规划等，房屋建筑则由于层数和技术要求愈来愈高，设计和施工把握都不大。中央建筑工程部虽然请了一些专家，但经了解，多属工矿建设的专家，而缺乏城市建设整体规划方面的专家，事实上也不可能用很多精力来帮助北京系统地解决上述问题。特请求中央批准聘请城市建设方面的苏联顾问八人至十人。包括城市总规划二人，自来水、污水处理、下水道、煤气供应、集中供热的规划专家各一人，建筑师一人，建筑工程师一人，公共交通（关于汽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的规划一人，（至于地下电车道专家，因现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资料，暂不聘请）并希于1955年第一季度来京工作”［15］。10月16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对北京市1953~1954年上报的规划草案提出指导意见，同时向中央做了书面报告。报告对北京市的草案表示基本同意，并建议北京市参照莫斯科的经验，克服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与建筑管理相脱节的缺点，合并现有机构，成立城市建设委员会和主管规划、设计、建筑管理的统一机构，以达到统一规划、设计与管理的目的。（《国家计委对于北京市委〈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意见向中央的报告（1954年10月16日）》，《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城市规划》，第190~191页。）

　　在中央批准和协调下，1955年4月，以勃德列夫为组长的苏联城市规划专家组一行七人来京，当时还有一位热电专家尚在途中。其中，组长勃德列夫曾任莫斯科总体规划学院建筑规划工作室主任；上下水道专家雷勃尼珂夫，曾任莫斯科地下工程机构设计工作室负责人；建筑设计专家阿谢也夫曾任莫斯科设计院建筑施工科负责人。［16］这些专家曾全程参与了莫斯科城市规划和改建工作。为此，北京市委专门成立了专家工作室和都市规划委员会，两个机构“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总体规划方案趋于完善》，《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城市规划》，第32页。）都市规划委员会由郑天翔任主任，佟铮、梁思成、陈明绍等任副主任，从城市建设各方面抽调技术人员，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工作。［7］（p.329）

　　苏联专家对北京市的各项工程进展以及城市规划的编制提出了详细的意见。1956年3月，苏联城市规划专家组向北京市委提交了《北京市建筑的分布情况及改善建筑分布的必要措施》的报告，指出北京市建筑分布存在的问题：“新的居住、文化福利、民用及其他建筑同时分布在全城各区是不正确的，从经济方面看也是不利的，因为造成了建筑的分散性”，此外，“城市规划管理局对各建筑单位提出的要求也不明确”。在参照莫斯科城市规划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专家们提出了建议：“（一）北京市一些计划机构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及各部在短期内应共同规定出北京市内及郊区在五年计划的最后的一个时期预计完成的住宅、文化生活及行政机构建筑总工程量；（二）从1956年开始，北京一些住宅、文化生活及民用建筑应集中分布，其主要目的是要按程序在近两年内（1956~1957）建筑分布计划中所规定的土地上进行建设；（三）在制定和确定改建及扩展北京市规划总图以前，城市规划管理局必须在最近制订一个最近两年间（1956~1957）的建筑分布计划；（四）不要继续在城市的西郊及西南区（注：宣武区）分布行政办公楼，可以把住宅及文化生活机构分布在这地区；（五）1956年开始在城市主要干线东西长安街进行建筑。”［17］这些规划建议无疑成为此后北京市规划草案形成的重要基础。

　　为修订1953~1954年的规划草案，都市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做了更详尽的现状调查，并于1956~1957年间先后举办了四次大规模展览。当时正值中共八大召开，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中共八大代表以及北京市领导都参观了展览，提出了意见。1956年10月，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了城市总体规划的方向。［7］（pp.329~330）彭真非常注重学习苏联经验，认为要把北京建设成为一流的现代化城市，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是当时可行的最佳途径。彭真与苏联专家座谈，虚心向专家了解专业知识，同时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力争达到科学决策。例如，他跟苏联上下水道专家雷勃尼珂夫探讨北京的用水量，与苏联供热专家格洛莫夫探讨北京的供热问题等。在道路交通问题上，彭真不理会“大马路主义”的批评，认真吸取了莫斯科的规划经验，认为城市道路不能太窄。［18］

　　在北京市委的领导及都市规划委员会的努力下，经过两年多的调查研究与讨论，1957年春拟定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草案）》，于3月11日、14日经市委常委讨论并最终通过。1958年4月，都市规划委员会党组又根据一年来的工作经验，做了局部的修改和补充，于1958年6月上报中央。这个方案与1953年规划草案相比，内容更丰富、更具体，主要特点有：一是“发展大工业的思想更加突出”。在一五计划初期，中央确定在京新建和扩建的工厂只有10多个，在北京如何发展工业的问题上还有争论。在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后，北京城市规划中提出了建设工业基地的问题。二是“解决水源的设想更加扩大”。在永定河引水工程之后，又提出了从潮白河与滦河的引水问题。三是“改建城区的要求更加急迫”。此前由于城内拆迁过多，居民安置困难，只好先到城外建设，给首都建设带来很多问题。新的规划决定大规模改建旧城区。四是“建筑层数与标准的规定更加明确”。对于前期建设平房过多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决定在中心地区建新房应以4~8层的楼房为主，主要街道与主要地区则要建8~10层的楼房，且应讲究建筑艺术。五是“统一建设的思想更加强调”。提出了“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投资”、“统一建设”、“统一分配”、“统一管理”，即“六统一”。（《总体规划方案趋于完善》，《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城市规划》，第33~37页。）显然，发展大工业与改建旧城区、建筑层数与标准、统一建设等问题，主要采纳了苏联专家的建议并参考了莫斯科规划的经验。

　　四、余论：北京城市规划的多重视野

　　回溯近代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早在清末新政时期即已启动。据《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1906~1910）》一书的统计，清末北京城市法规共计39种，但没有一种是从传统的中国法系中直接派生出来的，而是随着新的社会生活秩序的产生，经过引进、改良而成，并且大多数发源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相关法规。［19］这说明当时城市管理受到日本因素的影响较大。至1914年朱启钤设立京都市政公所，作为北京的市政管理机构，开启了近代北京规划建设体制化变革的序幕。市政公所的实践受到欧美及日本市政学的影响。日伪时期制定的“西郊新市区”规划，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梁陈方案”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渊源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批判性继承。而“梁陈方案”的主导者梁思成、陈占祥曾分别留学美国与英国，西方的建筑与规划理论对他们也有一定的影响。从这个思路来看，近代以来的北京城市规划一直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体现了北京从传统走向现代复杂、曲折的历程。

　　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较多地采纳了苏联专家的建议，借鉴了莫斯科城市规划的方案与经验。在建筑设计上也是如此，例如当时北京大量出现的“苏联式”建筑，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北京的城市空间。［20］总体来看，北京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下水道、城市供暖、地下轨道交通与道路规划设计以及高等院校的规划建设等方面都受到了苏联因素的突出影响。正如

　　1959年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所指出的，学习苏联经验是因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和我们相同”，尤其是“苏联在短短四十年中，虽然经过两次战争的严重破坏，但是很快地新建和改建了成百上千个城市，建设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站、钢铁联合企业，消灭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民窟，兴建了大量的住宅、学校、医院、文化宫、体育馆、展览馆等生活福利和公共建筑，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苏联有整套的建设计划，如远景计划、年度计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等，都有系统的经验”。［21］当然，北京城市规划方案的出台并不是完全照搬苏联经验，也是与中国国情及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天安门广场与长安街的改造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证。虽然苏联专家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设计指导，但最终方案仍然是由中方决定的。如建筑师张镈回忆：“市委待专家以礼，但不盲从，仍有己见。在东、西长安街干道红线宽度上，专家组长认为宽100米已到极限。但市委领导根据国情、市情坚持必须作到120米宽的红线。中设一块板的路面宽50米，两侧各留35米便道。”［22］

　　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现场，我们看到的是多元复杂的历史图景。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当时既有中国专家的“梁陈方案”，也有苏联专家的建议与经验借鉴，最终方案的出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苏联因素仍然是其中较为突出的方面，其对北京城市规划和建设发展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参引文献］

　　［1］《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1949年5月8日~6月13日）》，北京市档案馆：150-1-3。

　　［2］超祺：《建设人民的新北平！平人民政府邀集专家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人民日报》1949年5月23日。

　　［3］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594页。

　　［4］《市府关于任命薛子正等二十八人为市府秘书长、各局局长处长、都市计划委员会名单（1950年1月30日）》，北京市档案馆：2-2-5。

　　［5］《梁思成全集》第5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6］《张友渔等同志对都市计划委员会工作计划的意见及“解放一年来北京的市政建设”（1950年5月）》，北京市档案馆：1-6-352。

　　［7］董光器：《北京规划战略思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页。

　　［8］《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报告（1949年12月）》，北京市档案馆：1-9-352。

　　［9］《北京市都市委员会关于聘请及任用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的报告及有关文件（1951年4月3日）》，北京市档案馆：150-1-50。

　　［10］郑天翔：《行程纪略》，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页。

　　［11］《关于早日审批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请示（1954年10月24日）》，北京市档案馆：131-1-10。

　　［12］《研究室搜集的关于苏联城市建设的资料（1954）》，北京市档案馆：1-9-233。

　　［13］《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说明（1954年9月16日）》，北京市档案馆：131-1-10。

　　［14］《北京市委关于改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向中央的报告及有关文件（1954年）》，北京市档案馆：131-1-10。

　　［15］《北京市委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报告（1954年8月26日）》，北京市档案馆：1-5-125。

　　［16］《苏联城市建设专家到京后的情况（1955年4月8日）》，北京市档案馆：125-1-1196。

　　［17］《北京市建筑的分布情况及改善建筑分布的必要措施（1956年3月7日）》，北京市档案馆：125-1-1196。

　　［18］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彭真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234、240页。

　　［19］田涛、郭成伟整理：《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1906~1910）》，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

　　［20］李扬：《“苏联式”建筑与“新北京”的城市形塑——以1950年代的苏联展览馆为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21］刘秀峰：《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建筑学报》1959年Z1期。

　　［22］张镈：《我的建筑创作道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作者简介］李扬，历史学博士，讲师，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100191。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

　　［责任编辑：郑珺、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