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的决策与实践
——以工业区的规划建设为中心
关于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与城市性质的讨论，近年来学界对“梁陈方案”关注较多。“梁陈方案”代表了部分本土建筑与城市规划学者的思路。5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的形成与确立受到了苏联因素的影响，但苏联经验只是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城市规划重要的参照系之一。新生的人民政权对首都的城市规划与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在查阅相关史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有两个方针一直被反复提及，那就是“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与“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人民政府”。可以说，这两个方针与50年代北京的城市定位息息相关，但以往学术界的研究对此着墨不多，对北京城市规划方案的研究与讨论多集中在行政中心的安排上，不过，笔者认为，更能体现北京城市规划逻辑的其实是工业区的规划建设与实践，而这正是“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以及“服务于生产”的直接体现。因此，本文以北京工业区的规划建设为中心，依据相关史料梳理上述方针出台的背景、过程及其意义，厘清北京城市规划的历史脉络，以期推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城市建设方针的酝酿与提出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中共北平市委各部门开始进入北平城内办公。3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指出：“怎样才能把城市工作做好？怎样才能使城市起领导乡村的作用？中心环节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社论指出：“在旧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所聚居的大城市（象北平），大都是消费的城市。有些，虽也有着现代化的工业（象天津），但仍具有着消费城市的性质”，它们依靠剥削乡村和工人而形成了城乡之间的敌对状态。而只有发展生产才能改变这一状态并最终巩固政权，“这样，才能够充分而便宜地供给乡村以必要的工业品，而换取其农产品，使乡村和城市，从相互敌对转变为相互依存；这样，才能改善城市的经济地位，从而改善城市人民首先是工人的生活；这样，才能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而不再受其剥削；这样，才能使城市领导乡村，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这样，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巩固从城市到全国范围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应当说，“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这一方针的提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也考虑到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基于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这正是“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理论依据。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1949年4月18日，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在中共北平市第一次党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党的工作……一定要站在工人阶级方面，这就叫立场，从这里才有我们的政策”。这也成为北京市工业区规划的重要依据。
接管北平以后，中共北平市委在彭真的领导下，很快确定将恢复与发展生产作为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1949年4月16日，彭真在他起草的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北平市目前中心工作的决定》中即明确了这一思想：“在恢复与发展生产的重点上，首先应当是恢复与发展一切可以向农村输出和供给市民的有益国计民生的工业、运输业和有利生产恢复与发展的商业”。
1950年1月31日，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发表了《纪念北京解放一周年》的演讲。他指出：“我们的工作，是要摧毁一切反动的残余势力，建立强有力的人民民主专政，以便为生产与建设的发展道路扫除障碍，从而造成条件，使北京有可能从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并实现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与市政建设的计划，维护与发展人民的福利。”
2月1日，彭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庆祝北京解放一周年》一文。文章指出：“在教育和其他市政建设工作中，有两条根本相反的方针：一条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和满清北洋军阀一脉相承的反动方针。他们的教育，他们的市政建设，是为反动的剥削者、统治者服务的……另一条是我们的方针。它是和国民党完全相反的。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市政建设，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为恢复发展生产服务的。北京是光荣的人民首都，因此我们的市政建设，同时又是为代表与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服务的。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人民政府，这三个任务是统一而不可分的”。
这是北京市领导人第一次系统论述“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这里突出了阶级观点，否定了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的城市建设方针，强调新生人民政权的城市建设要“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人民政府”。
对此，2月27日，彭真在北京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所做的总结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们人民大众、人民政府是代表社会生产力的，我们是靠生产、靠体力、脑力劳动吃饭的，所以我们的计划和概算是以恢复与发展生产为中心的，我们的市政建设和教育是为生产亦即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只有恢复与发展了生产，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才能获得改善，过去反动统治者所造成的失业问题，才能获得解决，各项市政建设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才有基础。只有积极发展生产，才能使中国工业化，使中国经济繁荣，也才能使首都的一切建设都现代化。生产是这一切的根本。”这一思路一直贯穿于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
1950年2月14日，彭真在北京市党代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是去年工作情况，第二是生产、建设、教育方针和政策，第三是我们北京市全党全体人民的中心任务”。在讲到1949年工作情况时，彭真指出：“去年总方针是消灭敌人，中心任务是恢复与发展生产”。在讲到生产时，他指出：“国家是根本的，没有国家就谈不上生产”，“生产首先是公营企业”；“其次是民主管理……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根本问题，这是工厂管理上的一个革命，是根本不同于反动管理的”；“国营企业要有计划”，“工厂要有计划，全市也要有计划”。接着，他举例说明北京市的生产有了巨大进步，“从生产力来看，石景山钢铁厂产量比国民党统治时期增长了73%，农业机器厂产量增加了11.26倍，汽车修配厂效率增加了四倍半，被服厂过去每工三四套，现在六七套，最高的到十几套；北京机器厂开工数月产量等于过去的3倍，其他的不论是人民造纸厂人民印刷厂都发展了，由此证明工厂到我们手里，基本趋势是迅速地提高了生产”，“生产规范〔模〕也发展了”。最后，他重申：“生产就是我们1950年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在通盘考虑北京城市发展的基础上，1953年11月26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改建、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12月9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提交了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请示报告，报告还附上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报告、草案及草图等。
规划草案明确提出：旧北京“是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当初建设的方针完全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意旨的”，而新首都的建设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归根到底是为劳动人民服务”。因此，北京必须以全市的中心区作为中央首脑机关的所在地，使它不但是全市的中心，而且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北京应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而且，“特别要把它建设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技术科学的中心”。但“现在北京最大的弱点就是现代工业基础薄弱，这是和首都的地位不相称的，是不利于首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也不利于中央各工业部门直接吸取生产经验来指导工作”。可以看出，发展工业是当时规划草案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再到“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首都的性质与定位逐渐明确，北京工业区规划与发展正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
工业接管与恢复生产
1949年1月1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发布成立布告。6日，彭真在对准备进城接管北平市的干部的讲话中指出，进城以后应先做三方面工作：掌握政权、建立民主和工商业问题。对于工商业问题，彭真指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务在于解放生产力，使城市为农民服务，城市农村互相交换物资。在这当中，商业即为彼此交换的媒介，商业搞不好就交换不了，弄得两头糟糕。所以，我们进城以后，除了推翻旧的政权建立新的政权以外，必须抓工商业”。
4月12日，《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加强城市管理与生产建设的决定》发布，决定指出：“经济建设工作是我们城市工作的中心”。“我们必须迅速制定并实行关于公营企业、私营企业、手工业、机关生产、近郊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等六项生产计划。首先着重在恢复生产，并以公营企业为重心，加强对这些生产的领导”。决定还要求“必须建立与健全市政府的企业局，集合各企业中的老干部与城市中管理企业有经验的专家和工人，共同参加领导”。
4月16日，《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北平市目前中心工作的决定》再次强调：“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则是恢复与发展生产”。“在恢复与发展生产的重点上，首先应是恢复与发展一切可以向农村输出和供给市民的，有益国民生计的工业、运输业和有利生产恢复与发展的商业。在工业方面，从长期的发展方针来说，第一位应是公营企业（包括机关工厂）及公私合办的工业；第二位应是有益国民生计的私营工业；第三位应是机关手工生产和城乡手工业”。“在步骤上，目前一般地首先应是恢复、改造与充分运用已有的工业，然后才是建立新的工业”。
1950年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对一年来全市公营企业状况进行了总结：“北京市的公营企业，在去年一年间，不只全面恢复了，而且获得初步发展。以北京市营的工业来说，人民政府接管时，十四个公营工厂里，开工的只有六个”。“到现在，二十个生产单位都全部开工，而且普遍地超过了解放前的生产水平”。其中，石景山钢铁厂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改进技术，在1949年12月，日产铁曾达到331吨，创造了该厂的新纪录。
1950年2月25日，聂荣臻在北京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做《关于北京市人民政府1950年度工作计划的报告》时，提到的五项重点工作中，将“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继续巩固革命秩序”。聂荣臻指出：“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我们1950年度，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准备进行以下的工作”：在公营企业方面，“除将现有各厂矿如京西煤矿、清河制呢厂、燕京造纸厂、新建面粉厂、新建玻璃厂等加以整顿扩充外，并根据需要和人力、财力、技术、原料、销路等条件，拟增设纺毛厂、地毯厂、面粉厂、染烫厂等几个新厂，有的是就原有工厂扩大或和原有工厂合并，共投资4700万斤小米”。可见，新中国成立伊始，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工业的发展思路基本上是在原有基础上的维持、调整与扩大再生产。
在此过程中，北京的工业发展也遇到了一些问题。1950年5月25日，彭真在给中共中央及华北局的报告《关于北京市工商业情况及措施》中提道：“自3月至5月中旬，商业共歇业1411户，开业654户。歇业为开业的215%，歇业商户的规模一般较开业者为大。工业歇业215户，职工778人，开业486户，职工2305人。歇业户为开业户的44.2%”。“商业中带有投机性而又受公营企业和合作社排挤者，歇业者最多……其次为经售奢侈品的一部分百货业……此外为大饭庄等。再次为带季节性行业，如煤铺等”。“工业歇业的，除奢侈品、迷信品制造业外，第一是由于盲目发展，造成生产过剩的行业，如火柴、纸烟、肥皂业等。第二是技术落后，经营不善的行业，如染织、针织、造纸等。卷烟亦可属于第一类。第三是劳资关系恶劣的作坊。第四是暂时销路迟滞的行业”。北京市政府通过劳资协商，调整劳资关系与公私关系应对工商业发展所遇到的困难。“在工业方面，主要是国营企业继续用加工、定货、收购、代销的办法，大力扶植生产”。
与此同时，北京市将发展工业、进一步壮大工人阶级队伍作为工作的重点。1951年2月3日，聂荣臻在《北京解放的两年间首都工人阶级光辉的贡献》一文中指出：从解放起，北京的工人阶级由机器的奴隶变成了机器的主人”，诸如工会组织的发展与工厂民主改革、爱国生产竞赛运动的开展、工人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等都是重要体现。
1952年8月7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年来工商业发展情况致中央华北局的报告》总结道：一是北京市工业比商业发展快。1951年商业营业额为90657亿元，为1950年40077亿元的226%，即增加了126%，比1949年的20192亿元增加了349%。1951年工业生产总值为68634亿元，为1950年26783亿元的256%，即增加了156%，比1949年的8448亿元增加712%。二是国营经济比私营经济发展得快。在工业方面，1951年私营的生产总值为24619亿元，为1950年10533亿元的234%，比1949年的4039亿元增加了510%；1951年国营的生产总值为42778亿元，为1950年15886亿元的269%，比1949年的4390亿元增加了874%。在商业方面，1951年私营的营业额为59048亿元，为1950年27085亿元的218%，比1949年的14318亿元增加了312%；1951年国营的营业额为27482亿元，为1950年10988亿元的250%，比1949年的5365亿元增加了412%；1951年合作社营业额为4127亿元，为1950年2004亿元的206%，比1949年的509亿元增加了711%。三是公私比重发生了很大变化。国营工业在工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51%强增加到1951年的62%强，私营工业则由1949年的47%强减至1951年的36%弱（公私合营工业由1949年的0.2%强增加到1951年的2%弱）。四是当时北京工商业职工人数为247839人，如加上季节工人、临时工人和零散工人，总数为408578人，比1950年增加50%，比1949年增加68%。国营工业1951年职工人数为101061人（不包括国营商业的员工），比1950年增加56%，比1949年增加88%；私营工业1951年的职工人数为52036人，比1950年增加30%，比1949年增加60%。
整体而言，在1953年前，北京的工业虽然有发展，但并未大规模布局重工业。这一方面与北京城市规划未出台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有关。1952年8月11日，彭真在北京市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做报告时指出：三年来首都的经济情况“都有很大发展”，以工业来讲，1951年生产总值超过6.8万亿斤米，与1950年比较，增加2倍半，是1949年的8倍。“这就是说首都三年来工业生产的发展，是相当快的，但是有很多问题过去没有能够解决，真正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还没有，譬如，能不能在首都发展重工业的问题，因朝鲜战争的关系很难下决心”。这正是“一五”计划期间北京工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的工业规划建设
1953年，我国进入了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一五”计划期间北京市在工业战线上的基本任务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建立新厂和充分发挥原有企业潜力，并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建立首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中央各工业部和地方工业局在北京市进行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五年来全市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共计九亿四千九百四十七万元，新建单位四十一个，改建、扩建单位三百二十九个”。
从城市规划的发展脉络来看，北京市曾分别于1953年和1954年向中央报送规划草案，标志着北京城市规划的制定进入新阶段。1953年底，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报送《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报告》。随后，中共北京市委又据此制定了《第一期（1954—1957年）城市建设计划》与《1954年建设用地计划》。1954年10月，经过半年多的实践，北京市又对此前的规划草案要点进行了修改，将修改重印的《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说明》《北京市规划草图》连同《关于早日审批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向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再次上报中央。
在修改重印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中，中共北京市委明确提出：“首都应该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要把它建设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技术科学的中心。现在北京最大的弱点就是现代工业基础薄弱，这是和首都的地位不相称的，是不利于首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可见，发展工业成为“一五”计划时期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
修改重印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还指出，在学习苏联城市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城市各部分包括工业区、住宅区、休养区、铁路、仓库等，必须按照便利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原则，按照经济和卫生的原则进行合理的分布。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应充分考虑使工业有充分发展的条件。规划草案明确提出了要“从现状出发，选定和扩大工业区：东部在现有一些小型工厂的地方，发展为轻工业和中、小型重工业的工业区；南部在北京木材厂以西地区，发展为有碍卫生和高度易燃性企业的工业区；西部在石景山钢铁厂、衙门口、田村地区及长辛店铁路工厂一带，发展为冶金和重型机械工业的工业区（其中也应有相当的轻工业）；东北部在真空管厂附近，发展为以制造精密仪器和精密机械为主的工业区。在门头沟、斋堂一带发展采煤工业。同时并应研究在西山山区中建立重要工业的可能和造价等问题。此外，在通县以西至现在的北京市区、在良乡、密云等地区并拟保留大工业的备用地”。据此可知，到“一五”计划时期北京的工业规划布局已初具规模。在附后的规划草案说明中，从人口规模到城市用地都对工业发展予以重点考虑。其中，工业用地规划面积为10550公顷，占市区面积的18.9%。
对于北京市1954年报送的规划草案，1954年10月16日，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广泛征求专家及有关部门的意见，提出了初步审查意见并向中央汇报。《国家计委对于北京市委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意见的报告》指出：“北京市委提出的首都建设的总方针和制定规划草案的各项原则，我们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北京市的发展规模、区域的划分（如工业区、住宅区、对外交通和市中心等）、道路系统、绿化系统、河湖系统、街坊建设的原则以及建立郊区的防护林带与郊外农业区等，除其中几个具体问题尚须考虑外，基本上也是合理的。我们建议中央原则上批准北京市委所拟的规划草案，作为北京市长远发展的目标和今后编制分期建设计划的基础。”同时，国家计委还就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意见。关于北京市城市的性质，国家计委肯定了中共北京市委提出的首都“应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的提法。但对北京工业发展原则则主张“在照顾到国防要求，不使工业过分集中的情况下，在北京适当地逐步地发展一些冶金工业、轻型的精密的机械制造工业、纺织工业和轻工业是必要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应该有一定数量的工业”，不赞成北京市提出的建设“强大的工业基地”的设想。可见，发展北京工业已成为国家计委和北京市委的共识，只是在具体工业门类和规模等问题上还有不同意见，主要是考虑到国防的因素。
1954年12月17日，彭真主持召开中共北京市委会议，“讨论对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的意见和国家计委《对于北京市委〈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意见书的报告》”，会议通过对国家计委关于北京市规划草案审查报告的几点意见，上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主要是围绕首都工业建设的规模、首都的人口、道路宽度以及绿地问题对国家计委的报告提出了意见。
关于首都工业建设的规模，在参照苏联莫斯科的经验基础上，中共北京市委认为：现在首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1953年全市工业产值只占全国的2.7%左右（莫斯科是占20%多），现代工业职工只有12.6万人（莫斯科有200多万工人），只占全市人口的4%左右。“因此，首都虽然因为是中央所在地，群众的政治空气比较浓厚，但由于缺乏强大的近代产业工人作为群众基础，在许多方面的活动中，都突出地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小职员’的，小市民的，消费者的思想情绪和要求。这是首都最大的弱点，和首都的政治地位极不相称”。所以，中共北京市委认为：“首都不但应该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还必须建设成为强大的工业基地，建设的速度也不宜过慢，时间不宜过迟”。
12月29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陈云所做的调整工业的报告时说，调整工业的方针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工业和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总任务，对中央和地方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私营五种工业，应在保证社会主义成分不断稳步增长的条件下，采取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其中调整工业的具体措施之一是“利用原有工业，控制基本建设和工业投资”。由此可以看出，北京市大力发展工业并建成强大工业基地的规划思路似乎并未得到中央的支持。
1955年4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请示关于北京市城市规划工作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我们当前在城市规划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重新考虑北京城市规划的根据，即中央机关将来的规模和人数，在北京将来要建立些什么工业和多大数量的工业，20年左右和较远的将来首都最大限度的人口总数”。尤其针对北京“现代化的大的工业建设也不多”及工业产值占比不高的现状，提出“首都在今后还应当建设一些现代工业”。12月，《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关于首都人口发展规模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回应了中共北京市委关注的问题，指出北京市的工业基础薄弱，但“从国防条件来考虑，今后不宜在北京摆大型的或过多的工业。但为了使工业领导机关、高等学校以及科学研究机关的工作便于和生产现场结合，特别是为了便于现有多余劳动力的就业，以便逐步改造现有的消费人口，在今后两三个五年计划期内，除对现有的工业有控制地、适当地改建和扩建外，并再适当地建设少部分中小型工业也还是需要的”。这实际上基本否定了北京市在“一五”计划乃至之后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大规模发展工业的设想。这与此后中央的精神是一致的。1956年2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主要内容之一即“讨论并同意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关于在工业高潮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的解决意见》”。李富春指出：“地方工业要防止盲目性。关于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需砍6%，对各部门不再增加新的基建项目”。
1956年初，北京市宣告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1月11日《北京日报》社论《庆祝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据当年6月的报告，“多数工厂有了新的气象，生产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对北京市工业发展定位问题，彭真在10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上指出：“北京当然要搞工业，但现在不适于过多、太集中。现在打起仗来，什么原子弹、氢弹等等，破坏力很大。到时被我们检讨是小事，党与国家的损失怎么办？检讨也后悔莫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的方针是工业不可太集中。北京不是什么工业都建设，得有一点控制，可以搞一些重型的机械、精密仪器等”。对于具体的工业布局，彭真认为：“东郊作为北京主要工业区是合适的，因为东郊已有一部分工业基础，又在主要风向西北风的下风，有通惠河作为水运及排水系统，有现成的铁路、公路交通线，而且向东有发展余地”。“西北郊在风向的上风，如建设工业区将妨害本市环境卫生，往西是山区，无发展余地，而且破坏了风景游览及文教区的环境，不适合发展工业”。“北郊部分仍在上风，不适合建设工业区”。此时，东郊工业区的适度发展成为可行性方案。
1957年12月31日，北京市副市长贾庭三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做《关于地方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总结了北京市“一五”计划期间工业生产的情况：“本市地方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胜利地超额完成了。1957年全市地方工业总产值预计完成143134万元，比1952年增长了184%，其中工业增长了166%，手工业增长了273%”。“劳动生产率1957年比1952年约提高了53%。五年中新建、扩建的主要工厂76个”。
从整体上看，“一五”计划期间北京市工业发展较快。“五年内北京约新建50多个工厂，建筑面积187万平方米。重点建设了东北郊工业区和东郊工业区。从1954年开始，在东北郊酒仙桥、大山子一带，先后建设电子管厂、无线电器材厂和有线电厂”。“在东郊地区，建设了第一、第二、第三棉纺厂和合成纤维厂，并建设了纺织研究院，形成了一个拥有23万纱锭的纺织工业中心。同时相继扩建、新建了第一机床厂、汽车辅件厂、金属结构厂、人民机器厂、教学仪器厂、度量衡器厂、混凝土预制构件厂、光华木材厂、玻璃厂、灯泡厂、制药厂、酿酒厂等一批机械加工、建材和轻工业工厂。在建设工厂的同时，配套建设了相应的居住区和公共服务设施”。
1958年5月3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工业发展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提出：“争取在十年内根本改变首都工业的落后面貌，赶上天津”。“二五”计划期间，北京工业的发展重点有七个方面：一是发展综合利用煤的工业；二是发展塑料制造及其加工工业；三是发展小型炼钢和合金钢的工业；四是对现有机械、电机工厂进行技术改造，发挥现有工厂的潜力，并新建、扩建一批通用机械和中小型电机、电器制造工厂；五是在纺织工业方面，主要是配合化学纤维的原料生产，大力发展合成纤维的抽丝、纺、织、染工业；六是配合北京市的改建，扩大地方建筑材料的生产，提高质量，增加新品种；七是在日用品和文教用品工业方面，新建、扩建工厂以提高为主，并对现有工厂进行技术改造，着重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制造。
为了贯彻落实“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北京市采取“小厂扩建，大厂下蛋，分期建设，边建边产，重视研究，多搞实验”的办法。关于北京市工业的定位，报告指出，北京市原来的工业底子很差，“一五”计划期间虽有相当迅速的发展，“但是195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包括中央国营），才不过21亿元，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2%，不到上海的1/6，只有天津的一半左右，特别是北京的工业没有骨干，缺乏个脊椎骨，缺乏个头脑”。因此，要“在北京建设一批高级的、精密的、重型的、大型的工业，不但可以使北京工业有了骨干，有了首脑，有了依靠，带动北京工业的大发展，而且也便于中央各部就近取得典型经验，便于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对于全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很重要的意义”。此后，伴随着“大跃进”及“赶英超美”口号的提出，北京市突破了原来不发展重工业的规划，希望中央能够安排一些重大项目，将北京建设成为新的经济中心。
1958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上报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向中央的报告》指出：“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在苏联城市规划专家组的帮助下，已经于1957年春天编制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初步方案。现在又根据1957年的工作经验，做了一些修改，并且制定了1958—1962年城市建设纲要。这个初步方案是在1953年底向中央报送的规划草案的基础上制定的。在这次工作中，比较注意了对现状的调查研究，强调了苏联先进经验和北京具体情况相结合，比1953年的方案进了一步”。报告向中央请示的几个基本问题之一即是首都的性质和发展的规模，中共北京市委认为：“北京不只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还应该迅速地把它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这个规划方案，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制定的。这个问题多年来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
在具体的工业布局方面，报告的附件二《北京市1958—1962年城市建设纲要》提出，“首都工业发展的方针是：第一，以钢铁工业、机械和电机制造工业、有机合成化学工业为基础，以高级的、精密的、大型的、技术复杂的工业为骨干，建立起现代工业的体系，站在技术革命的最前线，适应国家建设和城乡人民生产和生活多方面的要求。第二，大中小型的工业互相结合，市区、卫星镇和农村同时并举，遍地开花，而以市区的建设为重点”。“在这个原则下，根据总体规划和市政设施的条件”，北京市对新建、扩建的工业做出如下安排：一是在石景山工业区发展冶金工业和重型机械、电机制造工业等；二是在通惠河两岸的工业区布置一般的机械工业，在第一热电站附近布置塑料和塑料加工等工业；三是在东南郊建设一个化学工业区；四是酒仙桥工业区仍然是无线电工业和精密工业区；五是清河发展成为毛纺和合成纤维纺织工业的中心；六是在西北部高等学校集中的地区，建设一系列仪表仪器工具工业和精密机械工业；七是开始在东南部工业区建立一系列工作母机以及一般机械和电机制造工业；八是在城区的每个区，在工人住宅区，新建特别是扩建一批对居民卫生无害的中小工业和精密工业；九是在三家店建设大型火电站，在化工区建设第二热电站；十是在门头沟、周口店、良乡、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南口、沙河、怀柔等卫星镇，发展一系列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中、小型工业。1958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北京市对此方案的汇报，对方案原则上加以肯定。
从1958年起，北京郊区的工业建设掀起了新高潮。北京市提出，此后北京新建的大工厂将主要分散布置到远郊区。据统计，“东郊通惠河两岸工业区原有工厂44个，1958年新建15个工厂，其中包括塑料厂（化工二厂）、电机厂、轴承厂、第二制药厂、小氮肥厂等化学和机械的基本工业。至此，这个工业区已基本建满。东北郊除了酒仙桥工业区外，还在东直门外左家庄安排了曙光电机厂和地质仪器厂。东南郊新建了炼焦化学厂，并安排了电解铝厂和轮胎厂，逐步形成东南郊化学工业区”。20世纪50年代，“国务院有关部和北京市投资在辖域农村征地，先后在八里庄、酒仙桥、垡头、双井分别建成纺织、电子、化工、机械4个工业区”，由此基本奠定了北京工业发展的格局。
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农村革命经验的政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迅速发展工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必须面对的重要挑战。由于缺乏城市与工业建设经验，新生的人民政权一方面学习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同时借鉴苏联经验；另一方面也结合实践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发展道路，从“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到“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人民政府”方针的提出即是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对首都的定位除了政治、文化中心外，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现代化的工业就成为必然选择。据此，北京的城市规划得以形成并付诸实践。
［作者简介］李扬，历史学博士，副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