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着多方面的内容。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除了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银行之外，中国金融业曾有多种不同的产权制度：（1）原国家资本、官僚资本金融机构；（2）外国资本金融机构；（3）原私营金融业，主体为商业银行、钱庄、信托公司等。其中，对于原国家资本、官僚资本金融机构进行了接管，清理结束。外国金融机构多数自行停业、结束，撤离中国；少数几家虽然被允许继续留在中国，但其业务经营被严格限制，它们原先在中国金融业、金融市场所处的重要地位被极大削弱。对私营金融业通过个别机构的公私合营，然后是集团的公私合营，最后于1952年底实现了整个私营金融业公私合营，仅十来家原私营银行的名称得以保留，实际上对金融业实现了单一国有制和全面计划制；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还在定息、薪酬、人事安排等方面，体现有着一定程度的私人产权，但从其业务经营严格地从属于中国人民银行，各方面的管理也由中国人民银行实施，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来看，已经不成为具有独立地位的私营商业金融机构。20世纪50年代后期，金融业进一步强化国有体制和计划管理，除了极个别的几家仅从事代理业务的外商金融机构和侨资银行之外，国家所有、政府控管成为金融领域唯一的实际存在，而中国人民银行集央行与最大商业银行于一身，这一体制存续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当代中国金融的制度才开始了真正意义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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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0年代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必要性，首先出自于旧中国遗留的金融制度和金融业的实际状况。

　　在近代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制度是最基本的金融制度，是最重要的宏观金融条件之一。近代中国长期实行的是银本位制，名义纸币发行需要得到政府许可，多家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必须有相应现金准备和有价证券为主的保证。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之后，一是停止了各商营银行的发行权，先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发行法币，最后集中于中央银行独家发行；二是取消银本位，法币是不兑现纸币，起初由政府银行无限制买卖，然后是限制，最后是不能购买外汇，1948改为金圆券，实际与黄金外汇完全脱钩。金圆券最初发行额为544亿元，到1949年5月，这一不兑现也不能购买金银外汇的金圆券发行额竟达到679458亿元，在9个月的时间里增长了124900倍。《中国金融通史》第4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第543页。尽管金圆券发行失控，市场上金、银、外币却在普遍计价行使，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投机也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如4月30日每银元为400万元金圆券，到5月27日即上海解放当日，已达每银元3600万元金圆券。《上海银行商业同业公会小组会议事纪要》（1949年4月26日、5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S173-1-15。在这一极端混乱的货币制度下，不仅所有工商业者和社会公众的货币资产都成为废纸，更导致金融市场无序，诸多的私营金融业经营风险难测。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腐朽反动统治是被人民解放战争打倒的，但在从某种意义上，以金圆券破产为集中体现的金融制度崩溃，表明国民党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统治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需要构建新的货币制度。

　　新中国金融制度的变迁，就是从统一老解放区货币和清除新解放区的金圆券开始的。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中，1948年8月已经决定对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的货币，按照10∶1的比例自由流通，逐渐整理，迈出了华北解放区货币统一的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金融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7页。1948年12月1日，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了以人民币收回各根据地银行发行的货币，如1949年3月起收兑中州农民银行的中州币，同年6月收回粤赣湘边区和闽粤赣边区的南方银行券，到1951年4月收兑东北及内蒙古地方流通券，全部收回了各根据地银行的货币。同年11月起又限期收回新疆省银行的银元券。《中国金融通史》第6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人民币成为老解放区统一的货币，是进入新解放区清除敌币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