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破王朝循环：20世纪是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历史

　　长期以来，欧美思想界从“欧洲中心论”的视角出发观察中国的现当代史，否定近代、现代和当代中国的历史创造。这种视角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中国不可能进行自己的历史创造的偏见出发，认为中国在现代和当代要么是重复自己过去的历史，要么是再现别国的历史。前者的典型代表是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只是历代王朝更迭的一个环节的“王朝循环论”。例如，美国著名中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在他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界定为中国历代“循环”的一个环节。（参见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一章）按照这种观点，新中国的成立只是对过去历史的重复。后者的典型代表是认为新中国成立是照搬苏联模式的观点。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写道，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重要特征，是全盘采用斯大林主义的方法、措施和理论设想”。“尽管毛泽东一直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持批评态度，但是他却引人注目地把苏联的发展模式作为适合中国情况的模式而不加以批判地接受过来”。（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页）按他的说法，包括经济发展模式、经济体制、经济组织方式，甚至中国的“一五”计划都是苏联1928—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翻版”。这两种观点背后的潜台词都是认为中国的现代和当代历史发展并没有开启中国新的历史时代，现代和当代中国没有真正创造历史。

　　二是从“欧洲中心论”的直线式历史观出发，认为中国现代和当代历史的发展是西方“冲击”和中国“回应”的过程。持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是美国的一批汉学家。按照美国学者柯文的归纳，这种观点包括三种分析模式：一是“冲击—回应”模式，即认为在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夸大西方冲击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二是“传统—现代”模式，即认为中国必须沿着西方式的道路从传统转向现代。中国由于处在长期的传统状态，必须等待西方猛击一掌，才能沿着西方的道路向现代转变。三是帝国主义模式，即认为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中国社会内部不可能产生任何有益于现代化的变化。（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按照这种观点，中国近代和现代即使有历史创造，也是在西方的冲击之下，按照西方的模式发生的。

　　上述从“欧洲中心论”角度看待中国近代和当代历史的传统视角受到一些学者的批判。例如，柯文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从中国出发解读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中国中心观”。杜赞奇主张“运用民族主义话语”和“复线历史”的框架研究中国现代史。（参见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而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白瑞琪在《反潮流的中国》一书中用“反潮流”来概括20世纪中国历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开始不断地反对本国的伟大历史传统和众多的外国列强，借用毛泽东爱用的一个词，即是‘反潮流’”。在他看来，“反潮流”的过程就是中国历史创造的过程。“反潮流”与历史创造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他将中国20世纪历史运动的“反潮流”性质及其历史创造性质界定在四个方面，一是打破本国的历史和传统模式，创造一个不同于传统的王朝帝国体制的新国家；二是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创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三是反发展中国家采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谋求发展和现代化的模式，创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与现代化模式；四是反亚洲“四小龙”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创造一个混合型的经济模式。（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绪论）这四个方面从纵向上看构成中国“反潮流”的依次递进的四个阶段。因此，“反潮流”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运动主线。

　　我们赞成柯文、杜赞奇和白瑞琪的分析视角，即基于中国观察中国历史的视角和方法论。我们认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现当代历史，选择了自己的历史方向。20世纪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世界意义正是从这两点上凸显出来的。

　　在20世纪，中国是少数几个选择自己独特道路从而真正创造自己历史的国家。如果说20世纪上半期中国选择和决定了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么，20世纪下半期中国则选择和决定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中国确定了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历史发展道路、历史发展模式与历史发展方向的选择与决定，构成20世纪中国历史创造的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