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30年是对前30年的超越
　　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发展，虽然建立在此前30年发展基础之上，但它并不是简单因袭前30年的道路，而是在继承中有超越。在这30年里，我们党顺应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指导改革开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正是这一切，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的潮流。看不到这30年对前30年的巨大超越，混淆前后两个30年的区别，势必妨碍对改革开放正确性和必要性的认识，看不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特”在哪里。
　　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超越。改革开放前30年的很长时间内，我们党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粉碎“四人帮”后，虽然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又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继续维持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上述口号和理论。改革开放后，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方针，纠正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实现了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在政治体制上的超越。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一度存在权力过分集中、党政职能不分、机构层次过多、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现象；法制建设不完善，法律体系不健全；民主缺少制度化、程序化，家长制、“一言堂”作风严重。邓小平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曾指出：过去，“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后，严格民主集中制，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健全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实行党政职能适当分开，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机构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扩大人民民主，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发展基层民主，落实民主权利，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在经济体制上的超越。改革开放前30年的后期，我国脱离生产力的实际水平，片面追求生产资料的公有程度和分配领域的“公平”、“公正”；企业缺少自主权，产销脱节，经济利益同经济效果不挂钩；流通体制渠道单一，环节繁杂；农村人民公社政企不分，生产队自主权得不到尊重，农民经营正当家庭副业的权利被剥夺；吸引国外投资和进口国外技术、设备，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崇洋媚外”而受到批判。改革开放后，允许个体经商，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技术、管理、资本参与分配，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直至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直至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并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积极吸引外资，兴办合资或独资企业，建立经济特区，继而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城市，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全球化进程。
　　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超越。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党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已经相信共产党、愿意为人民服务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旧知识分子，以及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统统划入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不尊重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规律，进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把许多学术和文艺思想上的问题当成政治问题，开展过火的批判；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思想恶性膨胀，使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和歌颂社会主义的优秀作品遭受打击，只允许几个“样板戏”和几部“学术着作”存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清理过去“左”的指导思想，改变了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倡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解除了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许多不必要的框框和禁区，认真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注意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对思想认识问题采取说服引导方法，鼓励不同观点的切磋，提倡多样化，大量翻译出版国外学术着作和文艺作品；纠正轻视教育科学文化的错误观念，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和科技事业，积极改革文化体制，推动文化繁荣，并且培育文化市场，建设文化产业，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在国际战略上的超越。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党依据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很长时间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一线指处在战略前方的一些省区，三线指全国的战略大后方，二线指处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省区——笔者按），‘山、散、洞’的方针（靠山、分散、进洞的简称，指对国防尖端项目安排的方针——笔者按）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在处理与外国政党的关系上，“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犯了点随便指手画脚的错误”。改革开放后，我们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观察和判断，“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个主要问题。同时，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既“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改变了同外国政党处理关系时的某些原则，主张“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