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六十年代文学的主流特征看，1956年的文学并不“典型”。当代文学史上那些“煌煌巨制”、“经典”之作，还没有哪一部是在1956年出版。《三里湾》、《保卫延安》、《红旗谱》、《林海雪原》、《红日》、《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要么早一点，要么晚一点，偏偏都绕过了1956年。这一年，不是出“大作品”的时刻，然而，却是充满锐气、一扫正统气息乃至令人惊为“左道旁门”的作品涌来的一年，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雨后清新之气扑面而来的一年。

　　感受1956年的文学，最好的方式也许是把视线凝聚到一个特定的点上——《人民文学》杂志。这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官方刊物，全中国文坛德高望重的龙头老大。然而从1956年到1957年，它的表现与其“身份”可以说很不协调。这绝不是说它让人失望，相反，它让人喜出望外；因为它出人意料地放下所“应有”的庄重、持重，展现出朝气蓬勃的面貌。

　　实际上，进入1957年，毛泽东内心的探索精神比1956年还要强烈和炽热。最高潮出现在2、3月间，他连续作气象非凡的讲话或思路极为放达的指示。1957年春天几次讲话中他飞扬的风采，能使每个在场者动容。就连颇富知识理性的傅雷，也情不自禁被感染。他在3月12日当场听了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写信给傅聪传摹其情形，竟至于陶醉：“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

　　1956年的中国，太像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1980年。经济和社会层面，还未及受到什么触动；求变图新，率先从精神与思想层面显现出来。在这一点上，两者惊人地相似。“改革开放”初期有真理标准大讨论、思想解放运动，1956年则有毛泽东所称的思想上“一场解放战争”和他亲自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56年则提出“向科学进军”、造就大量知识分子。

　　身为文学研究者，对于1956年前后文坛态势的特别，体会尤深。其斑斓多彩，在“改革开放”前的全部当代文学中，岂止是首屈一指、鹤立鸡群；事实上，绝无仅有。

　　到“文革”结束为止，当代文学无论我们给它怎样的评价，看得高一点，或看得不那么高，都有其理由，也都难免发生歧见。只有一条，不必争论，亦无可争论，即：这一段的文学，骨子里没有“探索性”。

　　“探索”之于艺术的重要性，想来无须赘言。它并不反映艺术的水准、质量，换言之，对艺术讲，缺少“探索”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事情。它也不表示艺术的萧条与繁荣；即便不事“探索”，艺术生产照样可以运行，作品也能够源源不断产生，甚至丰收高产。

　　那么，“探索”对什么有意义呢？对艺术的活性有意义。它是艺术创造力的指标，是艺术家激情、想象力、主动性的刻度———从而，代表和标识着艺术是生趣盎然、富于生机，还是僵滞沉闷、呆若木鸡。而在我们的体验中，一件虽然并不完善却富于探索性的作品，总是比看上去无可挑剔然而却四平八稳的作品，更招人喜爱。这不光反映着人的天性，也勾连艺术的本质精神。

　　1949-1979,中国文学可能有一些“丰碑”，但确实看不到“探索”的踪迹。原因是在基本原理上，它禁止“探索”。“探索”，以创作自由、无禁区为前提，而就从这前提起，那时文学已被阻断了“探索”的前景。当然，这里是指公开存在、发表和出版的文学创作。越出于此，在民间自发文学当中，可以找到一些“探索”的现象，例如60年代初X诗社、“太阳纵队”这些地下文学团体，对于它们的讨论须置于别的题目之下。

　　不过，以上唯一要排除在外的，是1956年的文学。从五六十年代文学的主流特征看，1956年的文学并不“典型”。在我记忆里，当代文学史上那些“煌煌巨制”、“经典”之作，还没有哪一部是在1956年出版。《三里湾》、《保卫延安》、《红旗谱》、《林海雪原》、《红日》、《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要么早一点，要么晚一点，偏偏都绕过了1956年。这一年，不是出“大作品”的时刻，然而，却是充满锐气、一扫正统气息乃至令人惊为“左道旁门”的作品涌来的一年，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雨后清新之气扑面而来的一年。

　　沿这一线索，有一组“另类”作品和年轻的作者映入眼帘：刘宾雁和《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林斤澜和《雪天》，耿简（柳溪）和《爬在旗杆上的人》，陆文夫和《小巷深处》，邓友梅和《在悬崖上》……视线略微延长，还将看到：流沙河和《草木篇》，高晓声和《不幸》，宗璞和《红豆》，张贤亮和《大风歌》，李国文和《改选》，刘绍棠和《西苑草》……80年代笔者曾在大小不等场合与他们中有些人一起参与文学会议，透过80年代的光线，打量他们自如的神态和身影，我不禁闪过一个念头：这些人当年似乎是提前出现了，他们其实属于另一个时代。

　　感受1956年的文学，最好的方式也许是把视线凝聚到一个特定的点上———我指的是《人民文学》杂志。这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官方刊物，全中国文坛德高望重的龙头老大。然而从1956年到1957年，它的表现与其“身份”可以说很不协调。这绝不是说它让人失望，相反，它让人喜出望外；因为它出人意料地放下所“应有”的庄重、持重，展现出朝气蓬勃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