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方面，除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外，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成就最大的时期，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页。）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74页。）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尤其是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

　　科学技术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突破。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 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能提高产量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成果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保障。正如邓小平1988年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那么，又如何看待“文革”时期的巨大经济损失呢？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政治动乱冲击和破坏生产建设，造成了直接的巨大物质损失。如大串连、“停产闹革命”使铁路运输中断、停工停产；武斗、造反、打砸抢毁坏大批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设施等等。这些有形的损失，虽然无法计算总量，却是有目共睹的。

　　其次，是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没有在应有发展速度下取得大的成就。这一时期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速度和“文革”之前的14年（1953年至1966年）和之后的6年（1977年至1982年）平均速度相比，是比较缓慢的。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6.8％分别低于前者的8.2％和后者的8．9％，国民收入年增长率4.9％分别低于前者的6.2％和后者的7.5％。如果能够持续“文革”前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这10年国民收入应该多增长2793亿元。（有的著作认为“如果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百元应增效益还要受到基数、部门构成等影响，不可简单比较。如90年代上述效益比“文革”时期就有下降，决不能说90年代比“文革”时期损失更大。）此外，从计划指标本身看，“文革”时期的“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虽然得到完成，但确定的指标并不算高，“三五”计划本可以提前两年完成，“四五”计划原定指标较高，后来也大大压缩。

　　再次，是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十年中，国民经济总量虽然有增加，但是企业管理制度的破坏也使经济效益降低，消耗增大，浪费严重。许多重大项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资、“大会战”和多消耗取得的，时间也大为延长。大中型建设项目周期，“一五”时期为6．5年，“三五”和“四五”时期分别延长到8.8年和10.7年。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也由“一五”时期的15.5％下降到“三五”、“四五”时期的11.5％和9.4％。

　　最后，是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到1978年，全国农村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下降，只在1971年对少部分人提高过一次工资。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也造成了严重欠账。“文革”前经过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城市居民供应的商品本来已经有不少取消了配给票证，“文革”时期又不得不恢复甚至增加。

　　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文革”的动乱和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我们常说，如果没有“文革”，我们将取得更大的经济建设成就。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我们估算“文革”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主要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