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怎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那样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是首先在资本主义较不发达的俄国取得了胜利。在这样的国家取胜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对此，除了列宁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等少数情况外，几乎全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顾本国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具体国情，照抄照搬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取胜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某些论断，把它们硬套到本国实际中去，离开了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提高的偏向，致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使社会主义建设再三再四地遭遇挫折。影响所及，又使一些人对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能否在一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去建设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使之成为一个世纪性难题。

　　 《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但从斯大林和其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大都滋长和发展着超越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来看，对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人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在我国，毛泽东较早地觉察到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并提出要以苏联为鉴戒，力图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但令人遗憾的是，后来的实践发展证明，我们并没有从苏联模式离开本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的提高的错误倾向中真正吸取教训，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191页。］而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实际就是对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为此，在1987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强调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据此，党的十三大指出，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实现的工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明确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此，江泽民指出：“确立这项基本经济制度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一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二是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应当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3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于一切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战斗的人来说，都是一条耳熟能详的基本原理，但为什么只是到了邓小平，才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解开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世纪性难题呢？这是因为邓小平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要求人们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从原理、原则出发，削足适履地让客观现实去适应理论和原则。邓小平说过：“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外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结合，也难免犯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页。］为什么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还难免犯错误？原因就在于这种用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公式出发的基本原理的。

四、怎样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应该怎样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些人往往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割裂开来，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彼时彼地情况提出的某些论断，教条式地照抄照搬到此时此地，或者在新情况、新问题面前迷失方向，忘记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作分析情况和问题、指导自己行动的指南。这样相反的两极还是相通的，有些人在教条式地照抄照搬失灵之后，就跳到另一端去鼓吹“马克思主义失灵论”或者“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至抛弃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戈尔巴乔夫，他在从1985年开始搞的“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企业改革方案，因为继续苏联模式的错误使农轻重比例失调更加严重等原因而遭到失败后，使其改革由“完善社会主义”转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去“更新社会主义”，结果导致苏联解体。

　　 针对这些错误倾向，邓小平先是否定了倒退和停滞，强调要解放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创新。他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前或100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页。］接着，他又着力回答怎样在变化了的条件下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6页。］；而在1989年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他又强调“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50年、100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因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