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即“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作为一个个单独的词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共文献中均已出现过，但是汇集在一起，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表述干部队伍的建设方针却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改革开放前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着力探求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的方法和途径。在此过程中，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由初步提出、发展完善到正式形成，并成为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是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共同智慧的结晶。　

　　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初步提出　

　　“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干部队伍“四化”思想初步提出的时期。这一时期，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组织工作受到严重冲击的不利局面，叶剑英、邓小平努力推动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工作，积极调整配备各级领导班子。他们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传统，以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阐述了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即“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讲民主”；“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5~87页。）为基础，阐述了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要求，重点强调了“德”的标准，如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性强，作风正派，关心群众疾苦等；同时鉴于干部队伍年龄偏高、文化偏低的情况，初步提出了“年轻化”、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成为“内行”的要求。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2］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又红又专”的标准。他指出：“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3］“文化大革命”期间，“德才兼备”的标准被严重扭曲，“德”片面强调阶级斗争觉悟，“才”被忽视，一批对党忠诚的革命干部受到打击迫害，一些造反派混进各级党政机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组织领域拨乱反正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干部队伍政治不纯的问题，包括揭批“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给蒙冤受屈的老干部恢复工作、调整配备各级领导班子等。叶剑英、邓小平先后就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些要求既是对“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拔标准，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接班人五项条件的继承，又体现了拨乱反正工作和开展现代化建设对干部队伍的新要求。　

　　1977年3月24日，叶剑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指出：“一定要把那些符合毛主席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的、特别是经过揭批‘四人帮’斗争锻炼和考验的优秀干部，有计划地培养选拔到领导班子里。”［4］邓小平在阐述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标准时首先考虑的是“德”的要求。1975年7月，邓小平指出，各级领导班子“要选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的”［1］（p.23）。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调配领导班子，要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1］（pp.74~75）　

　　在调配各级领导班子的过程中，干部队伍年龄偏高、文化偏低的问题凸显出来。长期以来，培养接班人的工作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文化大革命”使这项工作进一步受到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批老同志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对稳定政局、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客观上也加重了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和知识水平不合理的问题。邓小平在着力推进各级领导班子调整配备的同时，从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出发，提出干部要掌握现代科学知识，要实现“干部年轻化”。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指出：“要使军队领导干部自己有知识而且尊重知识。要办各级学校，经过训练，使军队领导干部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战争知识；同时使我们的部队干部年轻化。”［1］（p.41） 8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邓小平认为，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对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关重要。1977年8月1日，他强调指出，“劳动人民都要知识化”。（该提法最早见于1958年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他指出：“劳动人民要知识化”（参见《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1页）。1977年8月，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谈教育问题时再次强调了这一提法（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此后，邓小平不仅多次强调干部要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并且进一步提出干部要增进业务水平，成为领导本领域工作的“内行”，他要求“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使干部既学到现代战争知识，又学到现代科学知识和生产知识，还要学会做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1］（p.79）；“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能长期安于当外行，要钻进去，逐渐成为内行。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政治水平，又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研究和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客观规律，全面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1］（p.99）　

　　在1978年12月13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叶剑英就领导班子建设等问题做了重要讲话，进一步阐述了接班人的选拔标准。鉴于老干部、老同志“年岁都很大了”，他提出，“要十分注意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些干部要“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富于斗争精神，作风正派，光明正大，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发扬民主，勇于自我批评，善于团结同志”，“善于学习，思想解放，有革命的事业心，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有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雄心壮志”。针对过去干部队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种知识和规律是生疏或比较生疏”的情况，他强调，“要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认识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把我们的建设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使自己尽快成为‘内行’”。［4］（pp.496，500）　

　　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发展完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是干部队伍“四化”思想的发展、完善和形成时期。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迫切需要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接班人。显然，当时年龄偏高、文化偏低的干部队伍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已不相适应，培养接班人的工作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对于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问题，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宋任穷等进行了深入思考和交流。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四化”思想的形成主要取得了两方面的重要成果：一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德”的内涵，明确提出要坚决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正确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将干部队伍“四化”的内容正式确定为接班人的选拔标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根据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新形势，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德”的内涵。1979年7 ~ 8月，邓小平到安徽、上海、山东、天津等地视察，反复强调培养选拔接班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了选拔接班人的重要标准。他说：“现在要明确提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而组织路线最根本的是选择培养接班人。这是根本的问题、百年大计的问题、对党负责的最大的问题、组织路线第一位的问题。”［5］邓小平认为，接班人首先在政治上要可靠。他指出，选拔接班人主要有两条标准：“一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一是搞党性不搞派性”；同时强调，要“有意识地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培养专业人员”。［5］（pp. 544，537）　

　　1979 年9月29日，叶剑英在新中国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在邓小平讲话的基础上提出选拔接班人的三条标准：“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他同时提出，要“把大批经过实践考验，得到群众拥护的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要尽可能地具有专门的科学知识和技能”，要注意“干部队伍的逐步年轻化和专业化”。［4］（pp.546~548）叶剑英的讲话得到邓小平的赞成。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强调，高级干部一定要亲自负责去选合乎叶剑英所讲三个条件的干部做接班人，同时也指出，要选拔“有专业知识的、年富力强的人”。［1］（pp.222，224）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首次将“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提到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同等重要的地位。他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而且是一支宏大的队伍”。他强调：“我们的干部队伍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有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要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纪律”，“但是，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他专门讲了“红”与“专”的关系，即“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他同时提出：“老同志的最主要的任务，第一位的任务，是提拔年纪比较轻的干部”。［1］（pp. 261~265） 28日，邓小平在与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的修改意见时，继续强调了干部队伍“年轻化、专业化”的重要性。他指出，当选党的各级委员会委员，“总的趋势应该是年轻化、专业化。专业化就是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不合条件的不再选入党的各级委员会”。［5］（p.599）　

　　邓小平关于“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和抓紧“提拔年纪比较轻的干部”的意见，得到了陈云等领导干部的支持。在1980年2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陈云也就接班人标准谈了类似的意见。他指出：“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这些被选进的人，党性要强，要有干劲，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还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来，这样才能搞四化”。［6］邓小平关于接班人的选拔要求写入了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规定：“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同时要把适合于这个要求的中年和青年干部（包括党员和非党员）大胆地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让他们在工作中发挥长处，弥补短处。这是摆在全党面前一项迫切、重大的政治任务。”［7］　

　　会后不久，宋任穷、胡耀邦根据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提出的意见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有关规定，对接班人的标准做了进一步归纳和提炼，把干部队伍“四化”的内容作为一个整体阐述出来。1980年5月14 ~ 27日，为了尽快把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中共中央组织部（以下简称中组部）在北京召开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党、政、军组织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5月14日，宋任穷在座谈会上讲话指出：“究竟应当发现和选拔什么样的人进领导班子呢？我看基本的条件还是中央反复指出的三条：一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二是有专业知识和组织领导能力的；三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8］5月18~19日，胡耀邦在座谈会上讲话，强调了宋任穷关于接班人标准的提法。他说：“什么是理想的领导班子？中央讲过了，基本的条件是，班子里的成员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组织领导能力的，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7］（p.362）　

　　新时期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正式形成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至中共十二大，是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正式形成阶段。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四化”思想虽然已经形成，但要成为全党共识仍需一个过程［9］，真正落实起来还有一定困难。随着培养接班人工作的展开，邓小平、陈云等认识到，要破解当时干部队伍年龄偏高、文化偏低的困局，建设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老中青搭配合理的干部队伍，不能一蹴而就，必须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建设过程；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需要，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必须长久地坚持下去。有鉴于此，邓小平、陈云等认为，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来保证干部队伍“四化”思想的落实，有必要将“四化”的内容方针化，形成共识性的表述，正式成为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　

　　改革开放前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邓小平较早使用“年轻化”、“知识化”二词；叶剑英较早使用“革命化”（1977年7月31日，叶剑英在解放军建军5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中指出：“要加速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参见《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675页。）、“年轻化和专业化”的表述。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后，陈云进一步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个根本前提，较早使用了“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表述，并强调要以“制度化”来保证，得到了邓小平的积极回应。他说：“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1］（p.326）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引用了前述陈云关于接班人标准的阐述，并强调：“这些意见讲得好。许多同志除了不注意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外，对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也很不重视。”他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1］（p.326）这篇讲话成为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行动纲领。　

　　在1980年12月16 ~ 2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和陈云就干部队伍建设方针做了专门的阐述和讨论，达成了一致的看法。12月16日，陈云在会上讲话提出：“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是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10］邓小平对此表示赞同，并进一步阐述了“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重要意义及其与“革命化”、“制度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20日，邓小平和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听取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在谈到选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要逐步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否则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5］（p.698） 25日，邓小平在会上再次讲到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他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1］（p.361）　

　　邓小平、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干部队伍建设方针的阐述成为组织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1981年1月，中组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老干部工作座谈会，提出：“我们的事业亟需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制定逐步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11］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做出规定，即“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7］（p.171）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个词汇越来越多地集中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及报刊文章中，尽管组合顺序有所不同，但为形成共识性的表述提供了基础。1981年6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使各级领导班子朝着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向再前进一步，仍然是今年组织工作第一位的任务”。［12］30日，宋任穷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新形势对干部队伍建设的要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高……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这种要求，那就是：以领导班子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加强老中青干部的团结，共同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并使之制度化。”［13］7月1日，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建设好一支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干部队伍，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7］（p.498）　

　　1981年7月1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谈到中国的干部问题时首次使用了“四化”一词，并对干部队伍“四化”方针作了标准阐述。他说：“过去我们实际上存在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这要废除，要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4］自此以后，干部队伍建设方针有了“四化”的称谓，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也成为“四化”方针的固定表述。如中组部召开的七省座谈会提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认真选好领导班子”。［15］1982年1月10日，叶剑英在与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要扎扎实实搞好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4］（pp.567~568）　

　　在充分酝酿和讨论的基础上，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写进了中共十二大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成为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要抓紧“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6］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并且要求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7］自此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都规定了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内容。　

　　结语　

　　正如宋任穷所指出：“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在反复酝酿、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反映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9］（p.109）改革开放前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当时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和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共同提出了干部队伍“四化”方针，这是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共同智慧的结晶，反映的是对党长期以来形成的选人用人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一）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提出，是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反复酝酿、集思广益的结果　

　　邓小平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1］（p.191）“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干部队伍建设因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成为中央领导关注的重点工作。围绕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干部队伍来确保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长久地执行下去的问题，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宋任穷等领导同志充分表达看法，交换意见，互相汲取对方的真知灼见，为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形成贡献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叶剑英较早地提出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初步提出了干部队伍的“四化”思想；胡耀邦、宋任穷对干部队伍“四化”思想作了较完整的阐述；陈云推动了干部队伍“四化”思想的提出，并初步阐述了“四化”方针的内容。邓小平全程参与并主导了“四化”方针的出台过程，为方针的形成发挥了核心作用。在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下，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由初步提出、充分酝酿到正式形成，并成为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　

　　（二）干部队伍“四化”思想的提出，是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是长期以来党选拔任用干部的优良传统。按照这一标准，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不断推动党的事业走向前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不是抽象的、模糊的，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酝酿、讨论和提出新时期的干部选拔标准时，没有另起炉灶，而是积极从党的选人用人传统中汲取营养和智慧，特别是很好地继承了毛泽东有关选人用人的思想，并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加以创新发展，提出了干部队伍“四化”的思想。另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个词汇，曾早已在党的文献中出现过。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党的思想宝库中撷取出这四个词汇，并赋予它们新的时代内涵，用来表述新时期干部队伍的建设方针。对“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选人用人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党在组织路线上的正确性和延续性，有助于全党对干部队伍“四化”思想达成共识，有利于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贯彻落实。　

　　（三）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着力推动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贯彻落实，取得了重要成效　

　　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形成，是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着力破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干部队伍政治上不纯、年龄偏高、文化偏低困局的根本途径，有助于建设一支政治坚定、年龄和专业结构合理的干部队伍。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按照“四化”方针，自上而下地改革和调整各级领导机构和领导班子，不断推进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成效显著。从1982年至1985年，省委正副书记、常委的平均年龄由61.9岁降到53.2岁，其中年龄在50岁以下的由6.3%上升到29.3%；正副省（市）长平均年龄由62.2岁下降到53.8岁，其中年龄在50岁以下的由6.3%上升到23.4%。1983~1991年，共有26.6万名中青年干部被提拔到县（处）级以上领导岗位，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占64.3%，45岁以下的占52.3%。1991年，45岁以下的干部占70%以上，35岁以下的青年干部占43%，以中青年干部为主体的干部梯形年龄结构已基本形成。［18］在“四化”方针的长期指导下，党不断培养造就了一批批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提出和落实，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了围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如何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问题，是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贡献。　

　　［ 参 引 文 献 ］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6页。　

　　[2]《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526~527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　

　　[4]《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8页。　

　　[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39页。　

　　[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　

　　[7]《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　

　　[8]《组工通讯（198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页。　

　　[9]《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10]《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页。　

　　[11]《中组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老干部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求 做好老干部工作 发挥老干部作用》，《人民日报》1981年1月29日。　

　　[12]《抓紧选拔中青干部 调整好领导班子》，《人民日报》1981年6月26日。　

　　[13]宋任穷：《老中青干部紧密团结是党的事业继往开来的重要保证》，《人民日报》1981年6月30日。　

　　[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61页。　

　　[15]《中组部召开七省座谈会研究加强党的建设 健全县市州党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日报》1981年9月22日。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7]《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通过）》，《人民日报》1982年9月9日。　

　　[18]《跨世纪一代新人在成长》，《人民日报》1992年10月16日。　

　　［作者简介］王蕾，史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本文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15年度重大项目《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2015MZD00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