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工业化与“三农”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主任郑有贵研究员新作《目标与路径：中国共产党“三农”理论与实践60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值得庆贺。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之一的最终成果。作者先后用了6年时间，到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研究，查阅与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阶段“三农”政策形成的背景与政策目标的选择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和经验教训，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证与分析，是一部理论结合实际的优秀著作。

　　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中国工业化过程作为研究“三农”的历史背景，把“三农”问题与工业化紧密结合起来，就能够深刻揭示“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与政策目标选择的由来，就能够深刻认识“三农”问题的本质从而有助探求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华中理工大学名誉校长）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也是工业化理论卓有建树的学者。早在1945年他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时写出了《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的问题初探》和《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农业国工业化的问题再论》，于1947年作为《哈佛经济丛书》由该校出版。他认为，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要想经济起飞或经济发展，就必须全面（包括城市和农村）实行“工业化”。他提出，一个农业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只有农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原来2/3甚至3/4以上，降低到1/3甚至1/4以下，同时农业劳动者总人数占全国的比重，也由原来的2/3甚至3/4以上，降低到1/3甚至1/4以下，这个国家才算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了“工业化了的国家”，而且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追溯中国历史，工业化起步较晚，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孙中山的建国大纲，虽然出现了现代工业的萌芽，而十分脆弱。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民族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遏制与摧残。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土地改革，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生产力，并走了互助合作的道路。与此同时开始有计划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工业化是“以俄为师，全面学习苏联”，并在他们的援助下发展起来的，其特点为一是以国家投资为主，二是以国营企业为主，三是以重工业为主，四是布局以城市为主，五是工人以城市居民为主。这个工业化取得了重大成就，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增强了国防实力，“两弹一星”就是在这个工业化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个工业化是国家采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斯大林称之为超额税）由农民提供了巨额的原始积累，并由农业提供了工业原料与工业品的市场。但是在这个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农业人口与劳动力占总人口与劳动力的比重并没有相应的下降，加上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不同的两种政策，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出现了二元社会结构，使两个二元结构叠加在一起，形成与路易斯二元结构理论不同的中国式的二元结构，是“三农”问题长期不能根本解决的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农民奋起突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第二次解放了劳动力，促进了农业全面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在人民公社时期产生的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被邓小平称之为“异军突起”，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工业化道路，也就是与城市工业化并行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其特点为一是以农民投资为主，二是民营企业为主，三是以轻工业为主，四是布局以农村为主，五是工人以农民为主，经过30年的崛起，形成五业并举（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四轮驱动（乡办、村办、个体、私营）、半壁江山（工业总值占全国工业总值的一半）的新格局。为转移与吸纳上亿的农业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支持农业与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城市工业化中，有上亿的农民工进城，成为一支新的产业大军。这两支大军为改变二元结构做出了重大贡献。劳动力转移成本农民自己支付，国家等于零。然而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以及公民权利与政治待遇等仍然有很大差别。

　　党的十六大以来，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和“三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新体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与“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这是治国理念的重大转折，并采取包括取消农业税费、普及九年制农村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推行合作医疗、实行最低生活保障费与养老金制度，提高对主要农产品的补贴水平，增加对农业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等在内的一系列措施，在消除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受到农民的欢迎。

　　历史形成的二元结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正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农业的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这“一个突出，三个薄弱”是符合实际和切中要害的判断。我们还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时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为彻底改变二元结构及派生的两种制度安排与政策，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继续不懈努力。

　　[作者简介]郭书田，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的“三农”问题研究

　　　  来源：《古今农业》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