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60年间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一历史性结构演变进程中的问题。鉴此，本课题在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理论的同时，应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对新中国成立60年间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展开研究。为此，下面对发展经济学中二元结构转换的理论模式做一简要述评。

　  经济学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普遍面临如何实现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重大课题，提出了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多种理论模式和政策主张。

　  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必须实施二元结构转换，将异质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为同质的一元结构；二元结构转换的核心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二元经济部门的转化过程实际上是城乡结构转变的城市化过程。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通过对印度、埃及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于1954年、1955年先后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等著作，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二元经济模型。刘易斯假定发展中国家经济由传统的农业部门和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工业部门这两类性质不同的部门所构成。他认为，由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低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存在着向城市流动的自然倾向，工业部门的扩张可以不断获得来自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剩余劳动力由边际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边际生产率高的工业部门的转移，可以促成工业利润和资本的增长，从而推动工业部门的扩大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需求。只要农业部门存在着过剩劳动力，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部门的扩张过程就会持续下去，直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流向工业部门为止。这种经济结构的二元性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共性，也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农业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完全吸纳之后，二元经济就转换成了一元经济，传统农业部门也就完成了其发展使命。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部门集中在城市，传统部门分布在农村，因此在刘易斯那里，二元经济部门的转换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城乡结构转换的城市化过程。刘易斯还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结构转换时期出现的“涌向城市的人口浪潮”。他指出：“为挣工资而在城市就业的人口的供给主要出于三方面的原因而增长起来了。第一，城市工资与乡村收入的差距大大地扩大了；第二，在不少国家，乡村学校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得青年人的进城势头更加迅猛；第三，发展和福利开支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城市，使得城市更具有吸引力。”针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投资过度集中于城市的问题，他对农村小城镇在城市化中的作用予以了特别的重视，并提出：“相当经济的办法应该是发展大批的农村小城镇，每一个小城镇都拥有一些工厂、电站、中等学校、医院以及其他一些能够吸引农民的设施。”

　  经拉尼斯和费景汉修正后的二元结构模型，强调在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要对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给予足够重视，农业劳动力转移要以由于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为先行条件。刘易斯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由于工业资本不多，无力吸收全部剩余劳动，因此无论对劳动力需求怎样扩大，总能在不变的低工资水平上源源不断地得到劳动供给。这样工业总产值中利润部分的增长速度将大大超过工资部分增长的速度，于是进入第二阶段，出现一个资本加速积累和迅速吸收剩余劳动力的增长时期。直到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收到现代工业部门中，二元结构也就变成了一元结构，也就完成了不发达经济的发展问题。但是，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农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扩大，产生了农业贫困问题，农民收入水平持续下降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根源。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反思，主张工农平衡发展。刘易斯也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论文中对过去重工轻农的观点作了明显修正，主张工业和农业应平衡发展。针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对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未予以足够重视和对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的剩余产品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先行条件的忽视的缺陷，拉尼斯（G·Ranis ）、费景汉（J·Fei）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进行了修正。他们把二元结构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与刘易斯模型基本相同。在这一阶段，经济中存在着隐蔽失业，即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者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零，因而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农民的收入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等于制度工资。当这部分多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撤出转入工业部门时，农业总产不受任何影响，因此这时就会产生农业剩余，它等于农业总产出与农民消费之差，正好满足转入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对粮食的需求。这个阶段农业部门的人均收入没有变，工业部门的工资也保持不变，当这部分多余劳动力转移完毕，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在第二阶段，工业部门所吸收的劳动力，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农业部门的平均产量（它等于农业部门的人均收入）。当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出去之后，农业总产出就会下降，而剩下的农民的消费仍和从前一样多，所以这时，提供给工业部门的农产品就不足以按制度工资来供养工业部门的劳动者。换言之，人均农业剩余降到制度工资以下。因此，开始出现农产品短缺，并由此引起粮价和工业部门的工资上涨。在这一阶段，劳动力转移越多，粮价越高。当农业中全部剩余劳动力都被吸收到工业部门就业之后，经济发展就进入了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农业开始资本化，农业和工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都由其边际生产率决定。他们认为，农业促进工业增长的作用，不仅是消极地输送劳动力，而且还积极地为工业部门的扩大提供必不可少的农产品（首先是粮食）。基于此，他们认为，工业化过程中必须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与刘易斯模型相比，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对避免经济增长趋于停滞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