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的“三农”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只有对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才有可能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三农”政策目标与实现路径的选择，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再现历史进程的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概括而言，新中国60年的“三农”问题，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一历史性结构演变进程中的问题，它既有一般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普遍问题——传统的农业部门与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工业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又有特殊问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城乡二元政策所导致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一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工业化的发展给“三农”的发展提供了机械、电力、化肥、科技、信息等全新的生产要素，同时又以农业剩余及土地、劳力等生产要素向其转移为基础，加之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城乡二元制度的实施及21世纪初以城乡一体化为取向的改革，使得60年间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极其艰难而又复杂。这就是60年间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背景，也是中国“三农”政策目标与实现路径选择的历史背景。

　　就一般意义而言，农业、农村、农民的内涵与边界是明确的。然而，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路径的特殊性，如探索出中国特色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之路，再如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仍保持农业户口不变而被称之为农民工，这使得对现阶段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内涵和边界的描述变得复杂。不仅如此，在不同时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实质及其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换言之，中国的“三农”及其问题，有其特性，对其进行简要讨论，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也有助于本课题在研究方向和重点的更好把握。

　　农业是培育植物、动物以取得各类农产品而又具有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的物质生产部门。按照技术状况划分，农业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等发展阶段。中国的农业问题，在技术和手段上，主要表现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尚未完成；在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上，20世纪末之前主要表现为农产品数量供给不足，而21世纪开始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供给的品种和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不相适应；在国际贸易上，主要表现为农业竞争力不强；在发展能力上，主要表现为发展后劲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弱。其中，农业发展能力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表现。农业问题的解决，需要从解决农业发展能力这一根本性问题着手。农业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其他社会活动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尽管农业小部门化趋势明显，但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日益拓展，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不是弱化而是更加彰显，农业基础地位的牢固与否事关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而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成为共识。换言之，农业问题主要是经济范畴的问题，同时也是事关社会、政治的重大问题。

　　农村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人口聚居的地域。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人类开始开辟耕地，进行田间耕作，人口也开始聚居到一定的固定地域内，于是形成农村。伴随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农村经济也进一步发展起来。[1]农村问题既包括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也包括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政治建设的问题，即是集经济社会政治于一体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中国实施了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城乡二元体制，形成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现阶段中国的农村问题，是实施工业化战略及其配套的城乡二元制度所导致的城乡差距较大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事业滞后和生态环境较差等问题。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共十七大又明确提出了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新要求。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政策的实施，城乡二元结构将被逐步破除，向着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

　　农民本应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或主要依靠农业收入为生活来源的劳动者。但是，在当代中国实行的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下，农民的范畴较宽，即凡户籍登记为农业人口者，无论是劳动者还是其抚养的人口，无论是从事农业生产还是从事非农产业，均被视为农民。正因为如此，农村居民到城里务工被称为“农民工”。在原始社会瓦解的基础上，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出现了农民。在各种社会形态下，农民都是重要的社会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民的经济性质有所不同。奴隶社会的农民可分为自耕农和隶农，自耕农是拥有少量土地而从事农业生产的自由农民；隶农是依靠租用土地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佃耕者，是介于自耕农和奴隶之间的生产者。中国封建社会有自耕农、佃农、雇农和地主。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以“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为内容的土地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民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现阶段在农村居民中纯粹意义上的农民已大量减少，既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也有兼业农民，还有大量从事非农产业的居者。“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人的发展和权益问题。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需要形成以农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为取向的政策体系。

　　60年间，中国的“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没有实现发展，更不是农业的衰弱、农村的凋敝、农民的破落，相反，“三农”实现了长足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那么，为什么现阶段中国还存在“三农”问题，并引起社会的忧虑和高度关注？“三农”问题客观存在，这无庸讳言，它实质是整个经济社会系统中的结构问题，即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发展失衡，这种结构失衡，不仅约束着“三农”的进一步发展，还导致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不适应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不适应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甚至有可能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隐患。换言之，“三农”问题是整个经济社会如何进一步实现快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及难以解决的原因，除历史遗留因素外，主要是由于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中，选择了工业和城市偏向政策，以及保障这种偏斜政策能够得以实施的城乡二元制度，使有限的资源向工业部门过度集中配置、城乡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条件与水平的不平等、经济社会的发展机会与发展能力存在较大差距，进而陷入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困境。

　　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中国共产党正视“三农”问题，迎难而上，倾注了艰辛的努力，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之发展路径，创造了当代中国“三农”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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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现代经济辞典》，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