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伊始，九州大地春潮涌动。这春潮是长鸣的号角———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向着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进发；这春潮是隆隆的战鼓———刚刚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为中国第一生产力在未来15年里抢占新的战略高地点兵布阵；这春潮是频传的喜报———还沉浸在“神六”飞船载人航天欢愉中的华夏儿女，又将迎来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

　　此时此刻，我们没有忘记为共和国科技事业殚精竭虑的前辈。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再到“科教兴国”的战略，中国的科技发展在半个世纪里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里程。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在锐意进取和艰难跋涉中，逐步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思想，为中国科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指明了方向。

　　向科学进军

　　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面临着一个积贫积弱又饱经战乱的烂摊子。1949年10月31日，新中国诞生还不到一个月，毛泽东便亲自将中国科学院印信颁给院长郭沫若。第二天，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这一举措在全国及海外华裔科技人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体现出党中央对建立与发展中国自己的科学事业寄予厚望。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而努力奋斗。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

　　不久，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他还特别指出：“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4月，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发展尖端技术的问题。他从巩固国防安全的角度提出，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要想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由周恩来和聂荣臻等牵头，成立了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一规划以“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为方针，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尽快建立自己的科学技术体系并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与先进国家的距离。

　　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去，还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从时代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党和国家领导班子的人才结构进行了思考。他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我们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它的成分是会改变的，应该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那样就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了。

　　通过分析世界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毛泽东深刻体会到中国加快发展科学技术的必要性，他在一些讲话中表露了这种紧迫感。1959年底至1960年初，在集中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的，我国也要这样。”20世纪60年代，中国面临苏美霸权主义的打压，处在国际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敌视下，毛泽东的这种紧迫感愈加强烈。1963年9月，毛泽东再一次强调：“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和中央科学小组汇报科技工作十年规划时，更加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总体上看，“文革”前的17年是毛泽东科技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通过艰辛探索，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明确认识。在毛泽东科技思想的指引和感召下，国家集中和调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和资源，在很短时间内就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研发体系，并取得一个又一个的科技硕果。也正是由于毛泽东科技思想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巨大成就和影响，才使“两弹一星”的辉煌得以冲破“文革”动荡的阴霾。遗憾的是，“文革”十年中，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受到极大挫折，这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为成长付出的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