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37年了，但他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风范和音容笑貌仍牢牢印刻在我的脑海里，铭记在我的心中。我在外交部和驻越使馆工作期间，曾几次见到过周总理，有几件往事令我终生难忘。

　　亲自过问礼宾安排

　　1966年6月，越南总理范文同内部访华，李先念副总理到机场迎接，并陪同越南代表团到钓鱼台国宾馆。当时我正从驻越使馆回国休假，也参加了接待工作。

　　当礼宾官引领范文同一行走向钓鱼台3号楼时，曾多次访华、对钓鱼台国宾馆各栋楼房都比较熟悉的范文同可能感到这栋楼较小，便小声问身边的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这是几号楼?”陈子平说：“3号楼。”范文同听后没有再说什么。下午2点，周总理来到3号楼，准备与范文同会谈。总理对安排越南客人住3号楼非常不满。礼宾司副司长向总理汇报说，钓鱼台所有的楼房都已住满了人，就连3号楼也是当天上午请陈永贵搬出后腾出来的。总理问：“为什么不住6号楼?”礼宾司副司长说：“6号楼住的是巴基斯坦议长，因为考虑到巴基斯坦是友好邻邦。”总理说：“越南不仅是友好邻邦，而且处于抗美前线，你们考虑了吗?”总理问：“为什么不住8号楼?”礼宾司副司长面有难色地说：“8号楼住的是江青同志。”总理又问：“有困难为什么不把矛盾上交?”礼宾司副司长无言以对，只得低头接受总理的批评。

　　后来经过总理亲自做工作，江青搬出了8号楼。范文同一行于当天晚饭前非常满意地住进了8号楼。根据我的记忆，1964年国庆节期间范文同访华时住的就是8号楼。礼宾司副司长当面向范文同表示歉意，并说他为此还受到了总理的批评。范文同听后十分感动，并对周总理亲自安排他的住房表示感谢。

　　给胡志明送烤鸭

　　1969年春，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健康每况愈下。周总理对此十分关心，派医疗组到河内给胡志明看病。6月初，胡志明的病情相对稳定，便对医疗组的同志说，大家来河内的时间不短了，这里天气又热，你们回国休息三个星期，然后再回来。6月底，医疗组返回河内，我作为翻译，随同大使馆政务参赞陈亮到机场迎接。

　　6月30日，越南主席府给大使馆打来电话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胡主席定于中午12时在主席府请王幼平大使吃饭。第二天中午，我随同王大使准时到达主席府。胡主席的秘书武期将我们引领到一间平房，也就是平时胡主席用餐的地方。当时胡主席尚未来到，武期秘书说，今天胡主席要请王大使吃北京烤鸭。我一面给王大使翻译，一面心中嘀咕，河内哪来的北京烤鸭？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武期秘书可能看出了我们的疑惑，趁着胡主席还没到场，便给王大使讲述了他从医疗组那里听到的关于总理送烤鸭的故事。

　　武期秘书说，医疗组回国前，胡主席亲自设茶点为他们送行。医疗组的同志感谢胡主席对他们的关怀，并询问胡主席需要他们从北京带回些什么。胡主席顺口笑着说，什么都不需要，只要一只北京烤鸭就行了。医疗组回到北京后，周总理亲自听取汇报。当得知胡主席想吃北京烤鸭时，周总理十分重视，当即指示说，一只烤鸭不够，要送两只，而且要把甜面酱、大葱和薄饼一起配齐。这件事在北京办起来很容易，但要在炎热的夏天把烤鸭送到河内，并确保新鲜不变质则难度很大，最重要的是必须解决好冷冻保鲜问题。为此，总理把外贸部部长李强找来研究解决办法，但李强部长也缺乏保鲜知识。最后，找来几名保鲜专家，决定将烤鸭和各种配料严密包好，放在一个白色搪瓷水桶里，四周撒上一种特制的化学冰粉，可将温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烤鸭运到河内后，胡主席决定把一只送给医疗组，另一只用来宴请王幼平大使。

　　不一会儿，胡主席由服务人员搀扶着来到用餐间。他身穿浅黄色布料长裤和无领短衫，脚下穿着布袜，没有穿鞋，看上去身体相当虚弱，但精神矍铄，谈话兴致很高。由于胡主席能讲流利的中文，他和王大使基本上可以直接对话。胡主席还风趣地问大使馆的蚊子多不多，并说如果不够，主席府可以支援一部分，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胡主席为中国共产党成立48周年干杯，王大使也起立祝胡主席万寿无疆。这时胡主席说，人是不可能万寿无疆的，他还做出手势说，人总有一天是要倒下去的。那天胡主席在餐桌上并没有吃多少烤鸭，但送烤鸭的事体现了周总理对胡主席的深厚革命情谊。

　　1999年，胡主席的秘书武期已78岁高龄，和我谈起周总理给胡主席送烤鸭的事仍十分激动。他告诉我说，至今他仍珍藏着当年装甜面酱的陶瓷小罐，并把它看作是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文物。

　　前往河内吊唁

　　1969年9月2日，胡志明主席因病逝世，享年79岁。9月3日，中国驻越大使馆接到国内指示，得知周总理将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4日上午乘专机抵达河内进行吊唁，并于当天返回北京。代表团副团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团员有中央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和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指示中说，由于越南领导人正忙于丧事，为不给越方增添麻烦，周总理一行将在大使馆休息，而不入住越方安排的宾馆。王幼平立即向越方作了通报，越方答复同意接待周总理一行，但又说由于胡主席的遗体正在作医学处理，因此代表团无法向胡主席的遗体告别。尽管如此，周总理仍决定按原计划到达河内，但越方坚持不肯让周总理一行到大使馆休息，最终他同意到越南国防部宾馆下榻。

　　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武元甲等见到周总理后，无不失声痛哭。下午，双方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越方参加的有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政府总理范文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国会副主席黄文欢。周总理首先说，胡主席不幸逝世，中国党、政府、军队和全体中国人民感到十分悲痛。胡主席一生奋斗，不仅为越南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而且对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也做出了很大贡献。胡主席同中国革命、中国党的关系尤为密切。他几次到中国，参加中国革命，同中国人民共患难，并肩战斗，同中国人民、中国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周总理高度评价胡主席的一生，他接着说：胡主席的共产主义品质，对劳动人民的关心，他的革命意志、同敌人斗争到底的精神、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几十年如一日，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学习。胡主席逝世不仅是越南人民的损失，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反帝人民的损失。

　　在谈到中国代表团的组成时，周总理说：代表团的成员都是同胡主席和越南人民共同战斗过的人。我是受毛主席的委托来的，我本人又是胡主席的老战友。叶剑英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同胡主席一起工作过。对韦国清同志，你们是很熟悉的。周总理所说的“很熟悉”，是指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中央曾派韦国清和陈赓作为军事顾问到越南工作过。

　　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对周总理专程前来吊唁表示十分感谢。他说：在当前这个困难时刻，请周恩来同志给我们提出一些意见，帮助我们。因为过去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两党总是一起商量问题。因此，当前我们很需要听取中国同志的意见。周总理没有发表长篇讲话，主要是希望越南党和越南人民继承胡主席的遗志，对付美帝的侵略，并强调这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周总理重申：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胡主席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中国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周总理还通报说，中方将派李先念副总理率党政代表团参加胡主席的葬礼，并当面邀请范文同总理率团于当年9月底访华，参加中国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范文同当即表示接受邀请。

　　越方尽管事先告知代表团将无法向胡主席遗体告别，但在最后时刻还是采取了特殊措施，安排周总理一行在4日下午回国前向胡志明遗体作了告别。

　　向越南艺术团赠送步枪

　　1970年4月，应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一个由非专业演员组成的越南艺术团访华。这个艺术团的演员，既是抗美斗争中的青年突击手，又是文艺活动积极分子。他们演出的节目都是反映抗美斗争中的英雄事迹的，很有战斗气息和教育意义。中方对艺术团的接待颇为隆重，安排他们在北京新侨饭店下榻，并由韩念龙副外长出面宴请。在北京的活动结束后，他们又到武汉、长沙和桂林演出，为时近一个月。

　　越南艺术团在北京首场演出的地点在王府井南口的青年艺术剧院，周总理在百忙之中前往观看，并在休息室接见了艺术团的领导和部分演员。总理饶有兴趣地听取团长介绍艺术团在越南的活动情况，总理问：“艺术团成员使用的都是什么武器?”团长说：“都是部队使用过的步枪等简陋武器。”总理接着问：“能否平均每人有一支步枪?”团长说：“不能，只能两三个人一支步枪。”这时总理说：“现在我送给大家每人一支崭新的步枪，将在艺术团访问结束时发给大家。”他说完便当场写了一张便条，交给了站在身旁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艺术团成员听到这一消息，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当艺术团在广西南宁结束最后一场演出后，韦国清代表周总理把步枪交给了艺术团团长。艺术团满载周总理和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回到了越南。

　　陪客人到延安参观访问

　　1973年6月，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中方对来自抗美前线的客人给予了十分隆重的接待，我参加了这次接待工作。

　　身患重病的周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陪同毛主席会见，主持会谈和举行招待会。招待会结束后，我看见周总理把客人送到人民大会堂大门外，并走下台阶一直送到汽车前。之后，他又陪同客人到延安参观访问。

　　专机抵达延安机场后，越南代表团成员和中方陪同人员的车队缓缓进入市区。尽管事先并未通报周总理要来延安的消息，但不知怎的，仍有十几万延安群众不约而同地拥上街头，致使车队无法前行。我看见陪同前去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不得不走下汽车，站在人群里，像交警一样指挥交通。半个多小时后，车队才到达宾馆。当时我坐在越南副总理黎清毅的汽车里，他对我说：“看得出来，延安人民是在欢迎周总理。”

　　下午在向客人介绍延安情况前，周总理对中方人员说，中午趁大家休息时，他悄悄地登上了宝塔山。为了不让群众发现，再造成交通堵塞，总理换乘吉普车前往，并绕道从庄稼地穿过。不料吉普车陷进了泥里，是地方的同志和警卫人员一起把车抬出来的。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总理已身患重病，现在回想起来，那次总理登上宝塔山，可能是向延安的父老乡亲作最后告别吧。

　　随后，总理陪同客人参观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旧居和延安革命纪念馆。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当看到1949年10月26日毛主席写给延安人民的复信时，总理停下了脚步说，早在20多年前，毛主席就嘱咐延安人民要“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但这一条我们做得很不够，很不够。当晚，延安革委会宴请越南客人，总理和陕西省及延安市的领导出席。宴会进行到将近一半的时候，总理站起来面对大家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延安的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人民生活还这么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今天要当众作自我批评。说到这里，在场的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马上站起来说，党中央、国务院和周总理对延安的工作和经济发展始终十分关心，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他表示一定记住总理的指示，尽快把延安的经济搞上去。

　　20多年后我担任驻老挝大使期间，于1995年回国述职，外交部组织部分在北京的驻外大使、参赞到延安学习、考察。旧地重游，看到延安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想起总理抱病回延安的情景和讲话，我思绪万千，心情无比激动，总理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党和人民，深受人民的衷心爱戴，正像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在一起，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向总理遗体告别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消息传来，举国悲痛。在“四人帮”的授意下，总理的遗体被停放在北京医院一个很小的普通太平间里。当时外交部规定，处长以上干部和高级翻译可以前去向总理遗体告别，每个处还可以推举一名群众代表。我既不是处长，也不是高级翻译，便主动推荐了自己，但亚洲司的领导不同意，说要派一名具有法家思想的年轻人前去。下班后，我去部里政治部再次说明我的愿望，一边说一边流泪。政治部负责人康晓对我说：大家已经在院子里排队准备出发，天也快黑了，你就悄悄站在队伍里和大家一起去吧。走进北京医院，只见一队队解放军军官冒着寒风，一边手托军帽缓步行进，一边失声痛哭。周总理的遗体安卧在鲜花丛中，外交部的人员默默地向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四人帮”被迫同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总理设置灵堂。由于朝鲜和越南驻华大使要前来转送两国领导人从国内运来的花圈，亚洲司便派懂朝鲜语的谭静和我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值班。我们在现场看见解放军军乐队的队员一边吹奏哀乐，一边流着泪，情景极为感人。

　　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当时北京市已向各单位打招呼，让人们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但我还是去了。那天，只见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已经成了花圈的海洋。广场里停放着许多自行车，虽没有上锁，但秩序井然。我看见有几个解放军战士推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上面放着一个大花圈，落款处写着“第二炮兵某部”。我上前询问：“解放军怎么也敢来天安门?”其中一名战士说：“悼念周总理，有什么不敢？”不久，上级正式下达了不准去天安门的命令，接着便要求大家将抄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上交。我悄悄地用糨糊把抄写的诗词贴在床板下面，躲过了检查。

　　30多年来，中国国家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作为外交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此时此刻更加怀念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