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夕阳的余辉里，一辆吉普车驶上了鸭绿江大桥，在车子的后座中间，坐着一位将军，农民般敦厚的脸膛上镶嵌着一副浓眉，岁月的犁铧在他额头上刻下几道深沟，更衬托出军人的英武，此人正是名震中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不过，眼下他的身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这一天是1950年10月18日，志愿军大部队入朝的前一天，彭德怀赶在大部队前面过江，是急着要去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见面，共商抗美大计。
　　紧跟在彭德怀车后的是一辆卡车，几名机要、报务人员带一部电台在车上，由通信处长崔伦带队。
　　两辆车一前一后在安东通往新义州的公路上急驶。天渐渐黑了下来，昏黄的车灯照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像一条黄龙的触角在向前延伸着。突然，司机一个急刹车，车上的人一齐向前倾斜。
　　“怎么啦？”彭德怀探身问。
　　“炸弹坑。”司机说。
　　一个炕席大的深坑横躺在公路中间，看上去足有一米多深。若不是司机机灵，吉普车掉下去就很难再爬上来。
　　“美国炸弹真够劲！”警卫员郭洪光说。
　　“赶快绕过去！”彭德怀挥了挥手。
　　这时，两道手电的光柱扫了过来。
　　“什么人？”杨凤安大声喝问，并伸手取下了腰间的手枪。
　　“是一号首长的车吗？”
　　“你们是……”警卫员杨凤安警惕地打量着迎面走来的两个人民军战士。
　　“外务相让我们在这儿等候。”走近了，杨凤安认出是朝鲜外务相的警卫员，他那紧张的心才松弛了下来。
　　车子很快驶进新义州。朝鲜外务相快步迎了上来。
　　“昨天商定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金日成同志已离开了熙川。”外务相急不可待地说。
　　“怎么？”彭德怀一怔：“是不是敌人又向北推进了？”
　　“嗯。敌人推进的很快。据情报，李承晚伪一师今天已前进到栗里、祥原一线，英联邦第二十七旅到达沙里院，美骑一师第七团到了黄州。我军已作了撤出平壤的准备。”外务相话语沉重。
　  “是这样？”彭德怀从车上走下来，在车旁来回踱了几步，然后，望着朝鲜外务相斩钉截铁地说：“我必须尽快同金日成同志见面。”从踏上朝鲜土地的这一刻起，他已真切地感到了形势的严峻性。
　　早在10月10日，彭德怀临危受命的第三天，就决定同金日成尽快见面。在那个阴沉的早晨，当他登上沈阳开往安东的列车后，亲手交给东北军区主席高岗一封电报，请他拍发我国驻朝大使倪志亮。电文说：“彭德怀10月11日即去朝鲜宜川，请转告金首相派人往宜川联络。”
　　10日晚间8时，彭德怀刚到安东不久，又给毛泽东主席发去电报：“主席：还有不少具体问题，须与金日成同志面商解决，拟明（11日）晨经安东前往宜川。特报。”
　　谁曾想到电报发出三个小时后，情况突变。23时，彭德怀办公室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电话是中央军委代总长聂荣臻同志打来的，说毛主席请彭德怀火速返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10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做出了立即出兵援朝的最后决定。会后，毛泽东把彭德怀留下，详细讨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设想。
　　毛泽东在屋里来回踱着步，最后停在铺开的朝鲜地图前：“德怀同志，我设想志愿军入朝以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运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军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它，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说到这儿，毛泽东两手在地图上做了个钳形状：“怎么办呢？打孤立较薄弱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他喝一口茶，继续按自己的思路往下说着：“如果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6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6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对此，你有什么意见？”
　　彭德怀凝视地图上用红线标出的敌人北进位置，见敌人尚在三八线附近蠕动，李承晚伪一师虽于10月10日占领元山，但孤军冒进，尚未构成大的威胁。他沉思片刻，答道：“主席意见甚好，待我到朝鲜和金日成同志见面后，如战场情况没有大的变化，就按此计划实施。”
　　从那次北京之行后，日历刚翻过六页，战场上的情况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麦克阿瑟玩命地驱赶着美军向鸭绿江边推进。这个美国将军正在一步步实践着他在威克岛上对杜鲁门总统许下的诺言：“我相信，到感恩节的时候，在北朝鲜全境一切有组织的抵抗活动都将停止。我希望，在圣诞节之前就能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去。”
　　“时间已不允许再耽搁，现在的每一分钟都是以失落大片土地为代价的。我必须尽快同金日成同志面晤。”彭总又重复一遍刚才的话。
　　“我现在即陪你去水丰发电站，金首相转移前，请我转告你到水丰后再联系。”外务相急切地说。
　　彭德怀大手一挥：“走，去水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