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杀，一个不剩

　　1975年2月25日，根据毛泽东“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的指示，公安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列入在押战犯名单的共293名，其中13人不能特赦，继续关押。安置在农村的战犯，生活费每月15～20元。

　　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作了长篇批示：这些人一个不杀，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为此，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召开会议，落实指示，要求“倒光口袋”，一个不留，不要打埋伏。

　　3月5～10日，召开了全国“四长”(公安局局长、统战部部长、法院院长和民政局局长)会议，布置特赦释放工作。会上，一些公安局局长反映：你们特赦的人，有许多校级军官，可我们那儿还关押着不少将军咧!

　　周恩来听到这些反映，决定清理监狱，并成立了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负责。

　　清理监狱的调查摸底工作，由公安部五局负责，进行了半年多。最后摸清了全国各地的监狱和劳改场所中，共关押原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953人；县团级中在押的3300多人，刑满后仍在劳改场所就业的有10000多人。

　　11月15日前后，释放工作全面铺开，15000余人走出监狱、劳改场所的大门，欢天喜地与家人团聚或走上工作岗位。释放时，每人发了一套新衣服和100元零花钱。

　　邓小平批示：“养起来”

　　在空气中弥漫着阶级斗争硝烟的“文革”时期，竟然有1万多名“历史反革命分子”走出监狱，还可以去台湾，这一时成了全国城乡的普遍话题。

　　笔者作为公安部工作人员，在清理办公室收到了一些来信，有的反映宽释人员的子女不认亲、不接纳，其中一人因子女不让进门，生活无着，晚上在家门前的树上上吊自杀了。

　　因年龄过大，宽释人员普遍面临着就业和生活问题。有的难以安排工作，只能返回劳改单位；安排了工作的，也很快面临退休，工龄很短，生活困难。根据这些情况，公安、统战两部又起草了文件，要求对这些人分配适当工作，不办退休。邓小平批示：养起来。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1975年3月17日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特赦说明：“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其实，这已是旧话重提。早在1956年，周恩来就讲过：“对将要特赦的战犯，毛主席曾指示，来去自由，言论自由。”但1959年特赦以来没有人去台湾。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济南、西安、北京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释放大会，第七批共293名特赦战犯走出了监狱。其中280余名要求留在大陆生活和安排工作，10名申请前往台湾与亲友团聚。

　　4月5日，中央批准了这10人的回台申请。

　　推动与抵制“入台”

　　无巧不成书，也正是这一天，蒋介石在台湾逝世。虽是巧合，却让回台人员多了一个理由：回台奔丧。出殡定于4月16日。4月14日，王秉钺等10人进入香港。

　　台湾当局说，“国丧之时遣返前国军军官回台”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回台的10人是“共谍”、“统战工具”。台湾“大陆工作委员会”提出：10人入台，后继怎么办？大陆家属要求探亲怎么办？外国记者来采访怎么办？几年后要回大陆怎么办？

　　北京方面则密切关注这10个人的生活、思想、行动和台湾各层面的反应、动作，并动员海内外相关人士写文章、发电报，支持他们回台。

　　港英当局则表示，特赦人员入台“显是国共内战的继续”，愿意提供过境服务。同时，对台湾方面的“甄别小组”也提供方便。两方面都不得罪。

　　就在推动“入台”与抵制“入台”的拉锯中——用台湾方面的话来说，在“统战”与反“统战”的相持中，一场悲剧发生了。

　　6月4日，原国民党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在香港富都酒店自杀身亡。

　　台湾方面派人要张铁石写三个材料：自传、大陆内幕和另外9人的情况。张铁石写了，也表明了“心迹”，对方不满意，逼其再写，并威胁说：“如不交代清楚，非但去不成台湾，且对你在台的家属子女也不利，使他们成为政治上不清白的人。”张铁石左右为难，没有退路而自杀。

　　他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写道：我不知道他人如何，对我来说，回台湾并无希望。回去后搅动人心对国民党也不利。我知道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而且过得很好。我的愿望现在已经达到。我认为，国共双方谁也不能统一谁。我希望国民党当局照顾我的孩子们。我的死与富都酒店无关。我的遗款可作丧葬之用。

　　遗书说明，张铁石自杀既不是中共所逼，也不是蒋特“迫害而死”。正如当时港英政治顾问唐纳德所说：“该老人变得厌倦和不满，不能赴台，又不愿回大陆，精神陷入很低的低潮中，因而自杀。”

　　最后，陈士章、王秉钺、段克文、周养浩去了美国，蔡省三、王云沛留居香港，张海商、杨南、赵一雪回到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