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刘少奇和华北局的主张与做法，毛泽东是有不同意见的。在华北局上报《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后不久，毛泽东找刘少奇、薄一波等人谈话，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而赞同山西省委的意见。他批驳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那么，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这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和政协《共同纲领》关于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的决定。毛泽东的思路是，生产关系变革本身就可形成“新生产力”，即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这并不一定非要以机器装备的现代化为前提。从简单劳动互助过渡到半社会主义性的农业合作社，就可在我国农村中形成新生产力，从而大大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因此，动摇、削弱直至否定农村中的私有成分，不仅符合我党的政治纲领，也可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59年12月15日的谈话中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在合作化以前和以后，大多数地区农民进行生产所使用的工具大体上一样，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变，但是生产关系根本不同了。农村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此其一。其二，既然“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不仅可以形成“新生产力”，而且还可“去动摇私有基础”，那么，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可成为从以私有为基础的分散经营到以公有为基础的统一经营的一个中间阶段。1951年12月15日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已明确指出：对于农业互助合作问题，一种错误的倾向“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互助合作运动，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的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否认它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注：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

　  刘少奇和华北局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过于拘泥于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模式，过于强调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外部条件，而没有认识到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只要不侵犯土地私有权，也是可以形成“新生产力”，推动农业生产进步的。后来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时，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我国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但是也应看到，毛泽东在以后的实践中，过分夸大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甚至认为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与提高可以连续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认识不仅促成毛泽东过早地放弃了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探索与实践，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且也是他发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和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运动的动因之一。

　  中国共产党早在1945年就确立了未来执政的宗旨：“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坚持了这一宗旨。但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如何恢复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上，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刘少奇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目的出发，主张最大限度地利用农村中的私有制成分，以恢复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要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毛泽东则更强调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性，明确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主张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并依靠互助合作的逐步提高，不断形成新生产力，便可持续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所以，在50年代初关于农村问题的两次争论中，毛泽东始终是主张削弱私有基础，逐步提高农民的生产合作水平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按照这一思路，随着1952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快速发展，毛泽东最终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当年底酝酿和制订了过渡时期的部路线，便是极其自然的了。

　  摘自《山东师大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