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使用了“执政骨干队伍”的提法，并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建设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执政骨干队伍。”[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确立之始。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建设有丰富的思考与积极的探索实践。尤其在改革开放进程全面启动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面临着诸多考验。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全面推进党的建设，陈云从执政高度为执政骨干队伍确立标准、优化执政骨干队伍的结构、提倡以学习和实践锻炼提高执政骨干队伍素质，这对当前按照十八大要求建设执政骨干队伍具有借鉴意义。
一、从执政高度为执政骨干队伍确立标准
1、对“文化大革命”后的执政骨干队伍进行全面整理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引领改革开放的执政考验。此时，“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工作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大批“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干部又回到执政骨干队伍中来，在此基础上，对执政骨干队伍进行全面组织整理，是建设一支高素质执政队伍的先导性基础工作。第一，如何对待和使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干部，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成为执政骨干队伍建设中难以回避的大问题。陈云本着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对这些干部应该区别对待。一方面，为了避免党内执政骨干队伍思想的混乱，影响安定团结的局面，陈云多次表示，一定要坚决警惕“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种人”[2]。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陈云指出，“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己经提拔的必须坚决清除出去[3]。陈云又强调，除了“三种人”之外，还有新出现的两种人不能提拔，这就是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阳奉阴违，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人；在经济领域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4]对于“三种人”、“五种人”，陈云一直保持着警惕之心，再三要求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等管干部的单位把好关。1983年，他又将中共中央信访局刊载群众来信反映一些地方纪律检查部门中仍有“三种人”的简报批转王鹤寿等，并指出：“纪检队伍中不能有三种人，已有的要调开。”[5]
其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陈云认为要本着对干部负责的态度甄别哪些是“三种人”。他说，“文化大革命”时期犯错误的中青年，属于“三种人”的只是极少数，多数是跟着跑的。对这部分人，陈云主张，只要他们认识了错误，表现一直好，也应该信任和使用。陈云还特别提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指出这部分人实际上是不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在选择中青年干部时，也应当重视从他们中间挑选。[6]在陈云看来，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也要批评和帮助，以树立正确的党内风气。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有4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其后2年犯严重错误的政治局委员提出辞职。陈云指出，对这些同志应该全面地考察，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该看到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还必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陈云不赞成对这些干部的错误“扭住不放”，检讨没有完没有了。同时，他也要求这些干部进行自省，严肃地指出，这些同志不要自己觉得委屈了，应该想一想我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陈云认为，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做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7]
第二，在陈云看来，必须对“文化大革命”后的执政骨干队伍进行党规党法的思想整理，使正气上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陈云强调，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我们做好这件事，对我们这样一个在九亿人口国家中的执政党，是一种重大的工作，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种重大的责任。”[8]1982年6月24日，在对胡乔木起草的一份文件的意见中，陈云指出，“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对此，陈云强调，“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9]。陈云的这些言行，为1983年冬季开始的全面整党作了准备。
2、从巩固党的执政角度坚持改革开放环境下执政骨干队伍的纯洁性
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带来了一定的思想侵蚀，由此出现了少数党员干部和干部子女钻改革的空子，进行投机倒把、走私贩私等。对此，陈云一向强调要以严格的标准保持执政骨干队伍的纯洁性。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首先开放的是商品市场。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有少数党员干部也为金钱所诱，出现了参与走私的违纪违法现象。陈云在接到中纪委反映广东一些党员干部参与走私、贪污腐化的信访简报后，情绪十分激动[10]。陈云将走私事件与执政骨干队伍的标准联系起来，主张从整理党风出发从严办理，“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11]1982年10月30日，陈云在看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给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后，赞同不能“以罚代刑”，做出批语：“要不断总结，因走私分子会用各种办法。此件上说的不能‘以罚代刑’，很好。必须既有罚，又有刑。”[12]这正是陈云对执政骨干队伍的建设深怀忧虑，以严格的标准教育他们改革开放环境下必须守住执政风气。陈云这种维护执政骨干队伍纯洁性的果决态度对改革开放初期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势头起到了积极的遏制作用。1983年是开展严打的第一年，在纪委系统立案的党员经济犯罪案件就有16万件之多，其中结案并开除党籍的有5500多人，移交司法部门判刑的有3万多人，情节特别严重的，如汕头地委政法委原副主任王仲还被判了死刑。[13]
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健康有序的进行不仅需要高中级的执政骨干，也需要农村基层的执政骨干。基层执政骨干队伍的纯洁性是在群体活动中得以体现的，如果对基层党员利用权力搞特殊化不加制止，便会使党丧失民心。因此，陈云对于基层干部也提出严格的要求。1983年10月，陈云了解到有些农村党员集训，除了给伙食补贴以外，集训期间还要每天给党员发误工费，甚至有的党员不给钱就不去开会。陈云就此事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说：“这在党执政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解放前，同样在农村，支援战争，运送弹药、伤兵，非但没有误工补贴，而且常常因此而受伤或死亡。相比之下，现在这些误工补贴能算合理吗？拿误工补贴的共产党员应该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我看一切集训、开会要钱的人，不能成为共产党员。”[14]
二、优化执政骨干队伍的结构
1、优化执政骨干队伍的年龄结构
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党的错误给党的组织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党的执政骨干队伍面临着一系列优化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妥，将制约党的长期发展。其中，执政骨干队伍的年龄结构优化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老龄化现象严重。陈云形象的说，“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15]。这在客观上难以适应改革开放进程中日益繁重的工作，也是一个执政骨干队伍成员的交接班问题。但是，执政骨干队伍年龄结构的调整涉及的利益面比较广，有些老干部一是觉得“文化大革命”后，自己重新出来工作不久就要退，难免有些情绪，二是觉得中青年干部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没有经验，感到不放心。因此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上阻力很大。陈云本着对党执政骨干队伍建设高度的政治紧迫感和无私精神，本着“只要把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解决好，我们党的事业就一定会后继有人”[16]的认识，在对老干部进行政治待遇、物资待遇妥善安排的基础上，不断耐心的呼吁优化执政骨干队伍年龄结构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陈云倡导执政骨干队伍建设的年轻化，不仅是解决党的执政骨干队伍客观上的青黄不接问题，还有着更长远的“接班人”战略考虑。一是为防止“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种人”和新时期“两种人”兴风作浪做好组织保证。陈云一向认为，“三种人”是党内最不安定的因素[17]，这些人中有的隐藏得很深，数量也不少，普遍比较年轻。陈云认为，为了防范“三种人”和“两种人”的兴风作浪，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三四十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中青年干部，这就是第三梯队。只有把他们培养出来了，我们党的领导权才能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陈云多次使用“成千上万”来强调需要培养的中青年干部数量，他的解释是，绝不是几个或几十个，而必须几十万、上百万的提拔。[18]在此，陈云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只有数量上去了，才能使党的执政骨干队伍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和稳固的政治基础，“只有成千上万，才能使兴风作浪的分子搞不起大乱子。成千上万的好干部坐镇在那里，只有几个人在那里捣乱，搞不了大乱子。”[19]二为党的执政骨干队伍建设好一个科学化的人才使用链。陈云认为，干部队伍的老化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有可能出现曲折。[20]应该指出的是，陈云对于执政骨干队伍年龄结构调整的看法是辩证的，绝不是一味的强调年轻化，而是形成一个梯队。一方面，重视中青年干部的人才储备，为执政骨干队伍的建设获取时间上的主动权，“避免仓促提拔一些不很适当的中青年干部来担任领导工作”。[21]同时，注重普遍性的培养各级机构的执政骨干。另一方面，陈云也很重视发挥老干部的传帮带作用。不可否认，中青年干部的经验比起老干部来确实要少些，这就需要实现执政骨干队伍人才链衔接。根据具体工作，陈云认为，一些老干部要陆续从领导班子中退出。但无论是退到第二线还是离退休，都要支持中青年干部的工作，对他们传帮带。一些还要留在第一线，但主要精力也应用来搞传帮带，在重大问题上出主意。[22]
2、优化执政骨干队伍的知识结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从中央到地方都需要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执政骨干。陈云一向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并认为，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才，不是空才；德，也不是空德。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23]陈云十分重视执政骨干队伍的知识结构优化，看重受过系统的培训，具有专门知识背景的中青年人才。1982年7月，陈云提出，中青年干部“多数有专业知识，不少人有第一流的专门知识”[24]。陈云根据自己的经验举例说：“在跟外国人的谈判中，驳外国人，说你的东西不行，那个地方不对，大体上都是四十岁左右的干部。” [25]陈云优化执政队伍的知识结构的办法之一是充分尊重和信任知识分子，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他说，“我们应该看到，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二是做好执政骨干队伍智力资源的使用工作，为此，陈云提议 “组织部门里头应该有专门管理科技干部的机构”、“要有科技干部的档案”。[26]他还提出，“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来，这样才能搞四化。”[27]应该指出的是，陈云对执政骨干队伍知识结构的看法是全面的，不仅重视科技干部，也重视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和思想理论工作的干部。陈云认为，党内没有能写文章的人不行，同时，他也指出“拿笔杆子的人，能写文章的人，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28]
3、辩证的完善执政骨干队伍的选拔方针
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执政党在对其骨干队伍的选人用人将为改革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必须完善培养和选拔中青年执政骨干的机制。陈云对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执政骨干选拔任用机制进行了不懈探索。首先，辩证的看待“德”与“才”的关系。陈云对此做出了明确回答：“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29]陈云认为，提拔中青年干部充实执政骨干队伍必须注意对“德”的考察。陈云对德做出了解释，“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30]。在“德”的基础上，再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才”，甚至“德好，才差一些不要紧，放到领导岗位上锻炼几年，才是可以练出来的”[31]，而“有才缺德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 [32]邓小平十分赞同陈云关于“德”与“才”关系的观点，在1980年讲到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时，邓小平引用陈云的话所说的：“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的很好。”[33]在执政骨干队伍选拨上，陈云还强调在被选拨出来的执政骨干应当具备实事求是的品质。在党的十一大上，陈云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时就指出，要对抬轿子、吹喇叭和逆风严浪袭来时随风倒的人保持警惕，因为“这样的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人”[34]。
三、提倡以学习和实际锻炼提高执政骨干队伍的素质
1、提倡对马列理论的学习
改革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执政者对共产主义有极强的信念，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有极大的智慧和勇气。提高执政骨干队伍的马列理论素质，使他们在思想上坚守信念，在方法上与时俱进，是党的建设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执政队伍的时代要求，正如陈云所说：“现在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35]陈云首先将领导干部对马列理论的学习作为提高执政素质的基本点和活水源头来抓。他认为，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素质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他深感必须强调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指出：“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上、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36]，“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37]。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提出：“学习理论既然是每个党员的责任，那么，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因为你是老干部，因为你常常担负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你就更有责任而且更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38]。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主张党的执政骨干队伍应该带头学习理论知识的具体设想。1981年3月，在指导起草《决议》的过程中，陈云建议要学哲学、学历史，一直抓下去。[39]
在学习方法上，陈云一向重视和提倡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读一些马列的著作，认为只有认真阅读原著才能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陈云多次向人们介绍了他自己的学习体会，特别是毛泽东的教导。1983年下半年，陈云对有关部门拟的整党学习文件目录表达了增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列原著。对于马列的书太长的说法，陈云指出可以搞摘要，并建议将书目中自己的文章减去几篇，只留一两篇就行了。陈云说：“这不是谦虚，我们的东西都是从马列那里来的。”[40]陈云还十分重视并善于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在学习方法上既要有个人心得，又要交流各自的体会。1983年，他指导身边同志学哲学时，就要求他要找几个同志一起学，每星期讨论一次，为期两年，并对先学什么，后学什么要订一个计划。[41]
2、提倡对专业知识的学习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把这一正确的政治路线贯彻下去，完成党的执政使命，执政者必须要有专业知识的支撑。陈云深刻的认识到，执政者只有进行不断的学习，在面对大量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工作时才会更自信、更懂行。陈云对干部的专业知识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他提出：“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我们应该看到，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42]在陈云提出的干部四化方针中，知识化和专业化得到了强调。陈云认为，“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43]。
陈云从执政骨干队伍建设的全局和长远考虑出发，提倡进一步加强干部在职教育培训，使他们“学习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必要的专业知识，以提高领导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44]1982年10月，在陈云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干部教育工作经常化、正规化、制度化。力争三五年内使干部队伍的政治、业务水平得到明显提高。[45] 1983年2月25日，陈云在给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的一封信中强调指出：“党校学员既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以此为主课，又要学习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必要的专业知识，以提高领导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46]。
3、提倡执政骨干队伍的实际工作锻炼
陈云针对中青年干部缺乏经验的实际情况，大胆突破旧观念，创新了许多工作方式，给他们接触全面工作的机会，随时了解工作中的问题。1979年3月，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说，要找1到5个四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不是当秘书，而是当“后排议员”，让这些人在实践中学习提高，“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47]改革开放初期，百废俱兴，为了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陈云打破老框框，倡导让执政骨干队伍成员到实际领导岗位上去锻炼，以培养实际工作经验。陈云主张成立中央书记处，选身体好、年轻一些的同志，分担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日常工作，1980年2月24日，在就书记处工作问题发表的谈话时，陈云说，今后的会议一定是老年的、比较年轻的、还有40岁左右的同志共同参加。[48]陈云主张以岗位责任锻炼执政骨干队伍。1981年5月8日，陈云明确提出：“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49]在党的十二大上，陈云说：“把中青年干部放到负责岗位上去，让他们挑担子，锻炼三年五载，十年八年，他们就一定可以取得经验，逐步成熟。”陈云对长期训练干部有着制度化的思考。他的一个设想是，凡属向党委提出的问题或方案，先由下级的辅助机构中的中青年干部进行研究，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办法，供党委参考。这样组成一支庞大的真正年富力强的后备队伍，既便于党组织对他们的领导能力和组织才干有一个实际的考察，又能减轻各级党委的工作。[50]同时，陈云也对干部交流制度这一新提法表示赞同，1982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份反映干部交流制度的材料上批示，“交流制度很好。一个干部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并不好，容易形成帮派。县级以上也应该轮换。”[51]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陈云“在启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进程中，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级领导干部新老交替、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进程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进程中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在若干重大的关键问题上提出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观点和主张”[52]。当前，不断推进执政骨干队伍建设是我们学习、研究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现实需要。陈云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执政骨干队伍建设的一系列思考与实践，对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抓住那些制约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建设的关键问题和关键环节，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2] 三种人：在党内，“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页。
[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
[5] 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336页。
[6]《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10页。
[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272页。
[8]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9]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10] 朱佳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一生——我所了解的晚年陈云（上）》，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
[11] 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12]《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16页。
[13] 朱佳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一生——我所了解的晚年陈云（上）》，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
[1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
[1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1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1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0页。
[18]《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09页。
[19]《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303页。
[2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2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2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
[23]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24]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25] 《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
[26]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页。
[27]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
[28] 《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4页。
[29]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30]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31] 《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98—499页。
[32]《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98页。
[3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页。
[34] 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
[3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页。
[3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3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38]《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39] 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40] 朱佳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一生——我所了解的晚年陈云（上）》，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
[41] 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页。
[4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4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页。
[4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
[45]《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干部教育工作的决定》，引自《国务院公报》1982年第17期。
[4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
[4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258页。
[4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
[49]《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5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页。
[51] 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页。
[52]李捷：《陈云同志与中共中央两代领导集体》，载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