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探索对越援助的具体方式与方法

　　刘少奇在主管对越援助事务期间，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对越援助的原则方针，而且还非常关心援助事务的具体开展，探索提出了大量的富有建设性的方式与方法，对援越事务的顺利开展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一)力争从政治上、外交上给越南抗法斗争以坚定的支持

　　越南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并没有换来国际社会的承认与支持。直到l949年底，国际上仍然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更没有一个国家对越共提供援助，越南人民的斗争可以说处于一个敌强我弱、孤立无援的境地。常此以往，将不可想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建国不久，中国就接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要求建交和援助的请求。面对越南的要求，中国该何去何从?如果同意，势必会影响到中国的国内建设，也势必会影响到新中国同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尤其是当时英国为了保护其在华利益，特别是香港的统治，率先打破美国的阻挠，表示承认新中国，并劝说法国也与新中国建交。而法国当时也试探着表示愿意和新中国建交，希望以此影响新中国的印度支那政策。如若与西方国家特别是英法等大国建交对新中国打破当时在国际上被西方势力所孤立的局面是很有意义的。然而，在收到越南的请求后，没有作过多的权衡，他即代表中共中央于l949年12月28日给越共中央及胡志明回电，同意他们的提议即时建立中越两国的外交关系。为了实现两国建交，他甚至在电报中还提出了建交的具体步骤，即首先由胡志明以越南民主共和国名义发一公开文告，声明愿意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再由中国及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采取各自认为适当的步骤与之建立正式的关系。1950年初，胡志明代表越共中央秘密来华与中共中央商谈援助问题，在会谈上，就建交问题，刘少奇进一步表示：“中国共产党中央已经决定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而且将与苏联磋商，建议他们承认，使越南获得国际地位。……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信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们不怕。我们强大起来，法国也不得不予以承认。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积极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使其尽快取得胜利。”l950年1月18日，中国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中越两国正式建交。

　　中国带头与越南建交，不仅是对越南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一种支持，而且在精神上也进一步鼓舞了越南党政军民的斗志，增强了他们抗法斗争胜利的信心，大大地推动了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还带动并促使苏联、朝鲜、蒙古及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也接连与越南建交，从而改变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处境，使其在国际上取得了强固的地位。正因为如此，越南才把1月18日定为“外交胜利日”，每年都隆重纪念。

　　(二)主张尽可能地满足越方的要求并不断探索对越援助的新途径

　　对越南方面提出的援助要求，刘少奇总是认真研究并设身处地为越南方面着想，主张尽可能地满足越方的要求。1950年胡志明来到中国并提出援助的请求时，他当时就表示：尽管中国还面临很多困难有待克服，但一定尽力向越南提供抗法斗争所需要的一切援助。随着援助的深入开展，他指示中央军委要尽可能满足越南方面的要求，并特别关照，所调武器必须是合用的，并要求有关部门和云南、广西等省积极组织力量调拨物资。他说：“当尽可能满足越方要求……所提物资中有布疋、药品、器械等，如越方没有或缺少物资交换，暂时亦可作为军援。”他估计越南方面目前尚不具备偿还能力，特别指示说，“现在他们既没有可能偿付，我们亦不要提。现在我们应集中注意有效地援助他们战胜帝国主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放到次要地位”。不仅如此，为了保障越南抗法战争的顺利进行，他指示各部门应克服一切困难来实现对越援助的承诺。如援助过程中，云南省委提出自己正缺粮，部队和机关亦常供给不上，要求免运。但他复电云南省委，指出“应该克服一切困难将自己食用粮食分一部分运给越南。如不能达到二千吨即运一千吨或数百吨亦对他们有帮助”。正是用这种态度，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克服了自身难以想象的困难来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直至胜利。

　　除了尽可能地从军事上和财政经济上对越南抗法战争进行援助外，他还不断探索对越援助的新途径，尽量从一切方面来帮助他们。随着援越抗法的深入开展，他敏锐地发现，由于法国对越南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的政策，妄图扼杀越南革命，而当时世界上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越南有贸易关系。因而，他认识到援助其实也可以通过贸易的形式来进行。因此，l950年4月9日，他要求陈云、薄一波下令华南贸易机关尽可能收买越盟区货物。4月13日，他又指出财委应令贸易部与越南贸易。12月16日，又指示云南省委派一个贸易公司到老街去设一个国营商店，由中国运去各种必需品，交换越南各种物资运回中国，以打开边界贸易。1951年1月21日，再次要求陈云、薄一波派一个简单机构到广西边境去管理对越南贸易，并在越南境内设若干商店与越贸易。刘少奇为什么如此极力主张开展两国贸易?因为他认为：贸易的主要目的是解决越南的经济困难，“能得利若干更好，不能得利的生意亦应做，以便借此援助他们”。正因为如此，他指示“在贸易中虽然不应折本，但亦不应谋求过高利润，以活动边界贸易，解决越方经济困难为主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某些贸易行为中自觉地赔一点钱，也是应该的。越南物资不论是什么，只要是对我们有用的，均应接受”。这样，把援助寓于贸易之中，开创了对越援助的新形式，既帮助解决了越南的经济困难，增加了越南人民的收入，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的经济压力，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创举。

　　(三)真正使中国成为越南抗法战争的巩固的后方

　　首先，力争使中国边境地区成为越南军队的可靠后方。由于中国广西、云南与越南山连山，水连水，有漫长的共同陆地边界。因此，早在1950年1月初，刘少奇就指示四野方面的领导人及广西省委，应当允许越方人员及武装部队在必要时通过我境及到我国境内躲避，并必须尽可能地给他们以便利及帮助，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同志一样。不仅如此，他还批准同意把云、广作为越军的整训基地。如胡志明在4月12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在中国云南、广西两地训练15000名战斗员，他不仅很快回电同意了胡志明的要求，并且作出了具体部署，并特地指示陈赓、宋任穷对“越南来滇部队整训，望用心协助他们，使他们在老街战役中获胜。目前部队整训和装备，将来作战指挥及后方勤务等，陈赓同志均有亲自前去协助之必要，望加准备。”此外，他还同意了胡志明1951年5月11日向中共中央提出的派3000炮兵到云南蒙自地区训练的请求，并要韦国清具体办理。

　　其次，应越共中央的要求，他还帮助越共训练干部做了大量工作，使中国真正成为越南干部的培训基地，为越南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骨干。1950年1月4日，越共中央要求送21名越共党员来中国高级党校学习。他立即批示马列学院负责安排，并提出可让越南再派30名学生来，凑齐一个班，从而为越共培养了一批具有理论素质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4月，越共中央要求在中国建立一所军事学校。他对此非常支持，不仅对建校选址和学生数目提出具体意见，还特别指出学校的校长、各部主任、各级队长应由越南同志担任，中国干部只做顾问和教员。这所学校就是当时建立在云南省的越南陆军学校。学校建成后，为越南培养和训练了大批的军事干部，成为了培养越南军事干部、提高越南人民军战斗力的重要机构。l950年10月，针对越南提出要送一批少年到中国学习的要求，他与阮良朋和黄文欢讨论后，建议由越方在广西办一个专收越南学生的学校，校长和教员由越方担任，中国负责提供房屋、伙食及衣服等，用越文教授中学或小学课程，同时学中文，等他们中学课程学习完毕后，再分散到中国各大学或专门学校学习。为了促成学校的建立，他在1951年1月、5月、8月和9月多次与越共中央及中南局、广西省委等通过电文往来专门就此问题进行协调、安排。这个学校就是后来设在广西桂林的越南育才学校，直到越南抗战胜利后才迁回越南国内。此外，考虑到越南急需后勤管理干部和财政、银行、贸易的干部，他提议越南送来的学生至少一半以上去学以上这些专业。这样，又为越南培养了大批的财政经济干部。

　　最后，在物资上真正使中国成为了越南抗法战争大后方。援越的各项工作，尤其是在1950年到l951年3月这段时期内，不论是大的原则问题还是具体工作问题都是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而每项工作他都是按照党中央的援越方针亲自过问，统筹兼顾。正是在他的领导与指挥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为越南革命斗争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使中国真正成为越南抗法战争的大后方。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法战争中，中国援助越南人民军枪支l5．5万余枝(挺)，枪弹5785万发，炮3692门，炮弹l08万发，手榴弹84万多枚，汽车l231辆，军服l40多万套，粮食及副食品1．5万吨，油料2．6万吨，以及大量的医药和其他各种军用物资。

　　四、几点启示

　　对于中国的支持与援助，黄文欢曾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对越南抗法战争所提供的极其巨大的援助，这种援助对于越南抗法战争取得全胜具有决定意义”。胡志明也多次表示，没有中国的援助，越南是无法取得抗法斗争胜利的。而刘少奇作为援越事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毫无疑问，在其中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对他援越过程中的一些思想及经验进行一番总结与分析，我们发现，他的有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对外援助工作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一，正确的指导原则是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的重要保证。对外援助工作是国家外交工作的组成部分，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总体外交目标。但由于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对外援助又不完全等同于外交工作。要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离不开具体原则的指导，中国援越抗法战略之所有很成功，就源于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制定了正确的指导原则。

　　第二，对外援助工作既要因时、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和照搬照抄，一切从受援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又要从援助国的国力出发，做到量力而为。中国的对越援助，对推动越南的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中国援助之所以有这样大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制定并执行对越援助的政策时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很好地遵循了这个原则的结果。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顾问在中央苏区不顾中国革命实际的照抄照搬的做法以及20世纪70年代我们超出自身国力不切实际地履行所谓国际主义义务而加剧国内经济困难的援助行为而言，此时刘少奇提出的一切从受援国和援助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原则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第三，高素质的援外队伍是实施对外援助成功的坚实基础。对外援助的效果好坏与许多因素密切相关，其中对外援助人员的素质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出国援助人员不仅肩负着实施援助任务的重任，而且在同受援国人民的直接交往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着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中国援越顾问团之所以能成功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其中也是与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顾问团人选的选拔与使用上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