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识相交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中
陈嘉庚早年曾跟随孙中山投身辛亥革命,并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但革命果实很快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革命功败垂成。陈嘉庚对此颇感失望。进入20世纪20年代,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故——中国共产党诞生并登上中国革命舞台,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由于长期侨居海外,陈嘉庚对中共及其领导人毛泽东有所耳闻,但并无接触。他一直把南京国民政府当作正统,并对蒋介石“抱有厚望”。参见《陈嘉庚先生纪念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出版,第9页。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高举抗日大旗,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全国各界包括海外侨胞的广泛响应,广大华侨以前所未有的高涨热情投入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浪潮中。抗战时期中共制定了比较成熟的侨务政策,与海外侨胞的交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密切,这为毛泽东与陈嘉庚提供了相识、相交的历史机缘。
为了慰劳国内抗日军民和考察抗战实况,陈嘉庚亲自发起并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于1940年3月回国考察。在重庆,陈嘉庚受到蒋介石及其党政要员们的“热情接待”,蒋还授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设宴招待陈,“宴间朱君招余入国民党”,被婉辞。参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页。蒋介石几次会见陈,除攻击谩骂共产党外,还连续三次征求陈对国民党的意见,意欲拉陈入党,亦被婉辞。陈嘉庚抵达重庆不久,周恩来代表中共到其住处看望,毛泽东闻讯后电邀陈访问延安。5月31日,陈嘉庚偕慰劳团成员李铁民、侯西反二人冲破国民党重重阻挠来到延安,受到边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与陈嘉庚首次会面。陈嘉庚对延安进行认真的参观考察,多次与中共领导人会晤。朱德总司令在军务繁忙之际亲自陪同陈嘉庚参观;毛泽东两次到陈下榻处,“或同午饭,或同晚餐”,“谈得十分诚挚”。参见《张楚琨诗文选》,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据当时在延安的归侨回忆,毛泽东、朱德与陈嘉庚至少“晤谈”四次。参见王唯真:《陈嘉庚访问延安》,《回忆陈嘉庚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通过短暂的考察和交往,陈嘉庚感到,中国共产党人是坦诚务实的,毛泽东“是一个好领袖”,“他和蒋介石的为人,完全不同”。参见香港《华商报》1949年3月2日。由此,他“把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身上”,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毛主席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参见张楚琨:《陈嘉庚光辉的一生》,《华侨领袖陈嘉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6页。
陈嘉庚的重庆和延安之行,通过与国共两党首脑的接触交往,思想信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位信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老同盟会员,对他以前熟悉的国民党及其领导人产生恶感,对以前陌生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则产生了好感。在南返途中,陈嘉庚对国内抗战如实谈些观感,却遭致蒋介石的袭扰,甚至在侨社中进行倒陈活动。在陈受到攻击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以毛泽东、周恩来名义致电陈嘉庚,予以精神鼓励。
作为中共领袖与海外华侨领袖,毛泽东和陈嘉庚在抗日战争中相识相交。这种相识虽是历史的一瞬间,但身知心知,对两人后半生的友谊奠定了深厚基础。陈嘉庚后来在抗战中领导全南洋华侨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毛泽东送给陈嘉庚“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条幅以示赞赏。通过这次相识,陈嘉庚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的认识发生深刻变化。如廖承志所说:“通过实际观察,陈先生加深了对我党的了解,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变化。”《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第129页。曾长期在陈嘉庚身边工作的张楚琨认为:“延安之行是陈嘉庚一生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张楚琨诗文选》,第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