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一个访问中国大陆、曾经历中美关系“震撼世界的一星期”的美国高层人士，在过去40多年中，基辛格出访中国50余次，有着“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之称。他关于中国的论述有很多，但他的新作《论中国》，首次尝试以专著形式系统阐述他关于中国的见解，重点分析和梳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战略，试图从围棋文化与孙子兵法中探寻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模式。
基辛格认为，中国独特性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有着中央王朝的国际秩序观，有着独具特色的战略文化。基辛格用中国围棋和国际象棋作对比，阐述中西方之间战略思维和处事方式的差异。他说，如果说国际象棋是讲究一举定胜负的战斗，这是西方“直来直往”做法；围棋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采取战略包围作法，逐渐消磨对方的战略潜力。中国的战略家强调心理战略和政治因素，取胜以攻心为上，避免直接交战，这是中国“以势取胜”的做法。
基辛格探讨了近代中国的外交。近代中国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屡遭重创，鸦片战争后，中国人传统的自我形象受到了几乎所有可能的冲击。威胁来自四面八方，其表现形式均为中国所鲜见。几百年来的优势地位扭曲了天朝对现实的认知。自命不凡的优越感只会让不可避免的屈辱感显得更加强烈。然而，中国虽然历经战乱，但中国作为万邦之上国的信念始终如一。靠着这种信念，中国经过自己的奋斗最终战胜了困难。中国的政治家在一个痛苦而且屈辱的过程中，最终保住了濒于崩溃的中国式世界秩序的道义遗产和领土遗产。支撑中国渡过这场危机的是极具中国传统的两种资源：一是外交官的分析能力，中国制定了巧妙的战略方针，挑动在华蛮夷互相争斗，“以夷制夷”，防止了任何一国独霸中国；一是中国人民的坚忍不拔和文化自信。中国人民依靠坚忍和自信，通过艰难抗争为日后中国的复兴带来了希望。
基辛格重点探讨了当代中国外交，他试图揭示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机制和决策背后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中美建交、三次台海危机等重大外交事件，做出了独特的解读。基辛格认为，毛泽东时期中国的外交风格更接近于传统中国的外交风格。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贫穷落后，国力军力薄弱，又面临众多挑战。中国政府借鉴了用“防止战略包围”这一围棋的概念来看待中国所面临的威胁。依据这种传统的理念，新中国在军事上所采取的对抗以及所呈现的态势，使得几乎所有外国观察家都深感意外，大惑不解，也让对手们手足无措。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无论属于哪个意识形态阵营，只要中国政府认识到它在中国周边布下了太多的“棋子”，中国就要冲出包围。中国遏制威胁的手段是中国式的威慑。在西方，威慑概念是指给可能侵略别国的国家造成与它可能获得的利益不成比例的破坏。其目的是避免战争。毛泽东认为西方的威慑概念过于消极，他绝不会让中国消极地等着挨打，而是要争取主动。在某种层面上，这和西方的先发制人概念有相似之处——预料要发生攻击而先动手。不过西方先发制人的目的是取得胜利和军事优势。毛泽东的先发制人战略在于对心理因素的高度重视。目的不在于从军事上击败对方，而是给对方心理上的打击，让对方就此住手。在中国人看来，恢复了心理上的对等就实现了真正的威慑。这一战略有三个特点：精心分析长远趋势，侧耳细听研究战术选择，冷静探讨行动决定。20世纪50年代两次台海危机、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1969年珍宝岛事件及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都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采取的行动。中国在处理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时，超越权力政治的传统理念，不是通过寻求共同利益达到目的，而是对交叉重叠的矛盾加以利用。中国通过利用苏美彼此的戒惧来同时反抗两个超级大国，以在斗中求存。这是中国传统心理战的高超运用，以心理的力量来掩饰实际的虚弱。此外，中央天朝的优越感，使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绝不显示出有求于人的姿态，而是设法让对方主动提出中方喜欢的建议，然后中方予以认可，好像是给了对方一种个人恩惠。同时，也绝对不愿对压力低头。在基辛格1971年访华前，中美为了谁先向对方发出邀请颇费周折；1989年动乱之后，面对西方压力，中国领导人绝不愿示弱，都是这一传统的当代体现。
作为一个外交官、战略家，基辛格论述中国外交战略思维独特性的目的主要是为应对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献言献策。20世纪60~70年代，中美面临共同的威胁促使两国走到一起。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开始冰融雪消。40年间，两国关系一路磕磕绊绊，双方既有尖锐对立，也有真诚合作。冷战后，中美关系出现多次起伏与危机，却始终保持“斗而不破”。随着30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也甚嚣尘上。一些西方政客把中国的崛起看作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中美“世纪决战”的论调鼓噪一时。在此背景下，基辛格就中美关系向何处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基辛格认为，中美合作关系对世界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美国与中国之所以彼此需要，是因为两国都太大，不可能被他人主导；太特殊，不可能被转化；太相互依赖，承受不起彼此孤立。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成为零和博弈。基辛格希望中美共同演进：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基辛格提出了“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试图为中美关系寻找未来出路。他期待现在的领导人，为自己也为后人，建设一个所有相关国家愿望都能在其中表达和实现的世界秩序；继续完善30多年来的成功磋商机制，倡导建立在互尊、互信基础之上的地区政治概念，才能打消中国担心美国会遏制其发展的疑虑，避免苏美冷战转为中美对决，杜绝再现英德两国为争霸而爆发世界大战那样的惨剧。
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基辛格对中国人民自信和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表达了钦佩之情。作为一个忠实的现实主义者，基辛格是地道的美国国家利益捍卫者，正如他所说，他“终生都在从美国人的视角反思如何缔造和平”。加之精于均势外交、忧患权力转移、注重意识形态，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或分析难免会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痕迹。比如从两种世界秩序观的角度解读鸦片战争，把美国第七舰队部署到台湾海峡说成是美国试图迫使中国接受它的国际秩序观等，就无法令中国人信服。
基辛格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对当代中国外交战略影响的见解有一定的合理成分，这一分析视角也对中国学者有很大的启发。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华民族所继承和发扬，也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因而，中国当代外交战略中深含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是理所当然的。例如，中国对主权不受干涉的高度重视，中国对在国家间关系中使用强制力的勉强态度，中国政府经常说的“不称霸”、“和谐世界”、“韬光养晦”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表述，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研究、解释并传播中国战略中的民族文化风格，实际上应该是中国的责任。基辛格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国家整体快速崛起之际，中国学界需要自己拿出令人信服的研究，而不是被别人解释。另一方面，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与当代外交战略关系的有些观点也有牵强之嫌。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浪潮的逐步推进，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到当代世界体系中，当代中国战略思维中现代因子会越来越多。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对国际经济趋势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独一无二，同时,中美关系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冷战后,中美两国学者曾屡次试图找到一个言简意赅的词汇或词组来定位中美关系,先后提出过“战略伙伴”、“战略竞争对手”、“竞合”、“两国集团”等，基辛格提出“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是基于他一贯的以均势求和平的思想，基于他对中美两国“独特性”的理解，基于他对世界大势的长远判断而提出的方案。基辛格没有对“共同体”进行可操作性的设计，只设想在“共同体”大框架里，中国不必担心美国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是围堵中国，美国也不必担心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是排挤美国。到时，亚太新秩序是包括亚太所有国家的联合体，而不是一个划分为“中国集团”与“美国集团”的两极体系。这是对中美关系理想的发展方向的一种展望，基辛格以他自己的方式加入了这场辩论，这种努力也势必对中美两国的决策者和战略界产生影响。在全世界繁荣与进步离不开合作与共赢的大趋势下，中美关系不能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关系，出现单方输赢的“历史重演”。希望如基辛格所说的那样，未来的40年中，中美之间不再是“震撼世界”，而是协力建设世界。（出自《北京党史》2013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