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态势。中国领导人抓住时机，从缓和中美关系入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实施“一条线”的战略构想，改变了中国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使中国获得了超出自己实力的国际地位，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响全局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由此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格局。
一、调整对外战略的宏观思考与中美关系解冻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由于深陷越战泥潭，实力受损，在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开始处于守势；而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奉行霸权主义的政策，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从而对中国构成了更大的威胁。此外，日本、西欧经济地位日益上升，第三世界逐渐兴起，中国的潜力开始为国际社会所瞩目。这种国际关系的巨大变革，为中国摆脱当时所面临的不利局面，改善日渐严峻的外部环境提供了历史契机。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高度警觉地注视着国家的安全。此时此刻，除了中国外交陷入困境需要打开局面这样的严重问题之外，还有两方面的重要因素促使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认真思考全面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问题。
首先是苏联威胁的增强使其成为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头号敌人。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关系中断、国家关系恶化，而且苏联不断扩充的庞大的军事力量及其全球性进攻战略态势，对中国形成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提出了富于侵略性的“有限主权论”。1969年，苏联又在中苏边境制造了珍宝岛事件等一系列武装冲突事件，引起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关切。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时说：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3月21日，周恩来召集黄永胜等军队领导人开会，针对苏军可能强占中国珍宝岛的态势，商定加强中方江岸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就苏联总理柯西金通过载波电话要同毛泽东、周恩来通话一事，召集姬鹏飞等外交部官员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驻华临时代办：“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1](p.286)3月22日，毛泽东提出在处理珍宝岛事件问题上，要“坚决反击，准备谈判”。①同年4月28日，他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我们要准备打仗”，并且强调“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②在这之后，中国的战备工作一度进入临战状态。由于苏联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威胁，这就促使中国领导人考虑怎样调整政策，才能集中主要力量，以对付主要之敌的问题。
其次是美国的战略收缩，使中国有可能在“两霸”中争取“一霸”。当时美国的情况日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在越南的侵略和干涉达到了顶点，美国的能力也达到了极限，其到处伸手的全球战略已难以为继，因此，收缩过度伸展的力量逐步成为美国统治阶层的共识。美国的这一战略动向，减少了从西南方向对中国的威胁，由此成为中国领导人全盘考虑调整对外战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这时，美国有远见的政治家尼克松审时度势，及时提出：“越南战争是我就任总统后必须立即处理的最紧迫的外交问题。”[2](p.448)而美国要实现这一点，同坚决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的主要国家中国打交道已是势在必行。用尼克松的话说就是：“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2](p.384)值得注意的是，尼克松在准备解决越南战争这一难题时，把北京的位置摆在了莫斯科之前。而且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新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家，已在国际社会的惊涛骇浪中牢牢站稳了脚跟，美国政府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正如尼克松说：“中国的潜力极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基辛格也说：“不管我们打算做什么和采取什么公开宣布的政策，他们都会给国际事务以影响，他们是一个现实。”[3](p.250)另外，在同苏联的角逐中，美国也认识到自身力量的不足，越来越感到中国是一个可借重的“资本”。尼克松曾说：“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4](p.13)这样，在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上台前后，美国开始向中国发出某种改善关系的信号，从而使中美接近具有了可能性。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可以改变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为抗衡苏联的威胁而营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值得指出的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是新中国的一贯立场，这一点对美国并无例外，过去主要是由于美国方面的原因才导致了两国之间20余年的隔绝与对抗。当时毛泽东看出美国方面有进行战略收缩和改善中美关系的迹象，因此也希望与美国缓和关系，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其中包括解决像台湾和越南战争这样的敏感问题。此外，与西方的领头国家——美国改善关系，有助于中国更好地扫除障碍，以此带动一片，改善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摆脱当时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被动局面。因此，这是当时中国国家利益的迫切需要。
上述中美苏三方关系及相互力量消长的变化，以及苏联对中国边境军事压力的增大，改变了中美苏关系的基础。这样，缓和中美关系，就成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最佳选择。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突破口。
这时的毛泽东越来越注重对国际局势的观察，他最先注意到，正准备竞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发表了一篇微妙的文章。尼克松当时除了表达美国应尽早从越南脱身的意向之外，还试探性地发出某种信号：“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来助长它的狂热，增进它的仇恨，威胁它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③虽然尼克松的文章重复了中国对非共产党国家的所谓“威胁”这样的陈词滥调，但有价值的是，他看到并且指出了打开通向中国之路的重要性。毛泽东在研究了这篇文章后认为，尼克松如果上台，美国有可能会改变对华政策，并嘱咐周恩来阅读了这篇文章。④周恩来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指示外交部门注意对美国战略动向的观察与研究。在此之后，经毛泽东批准，中方于1968年11月25日通知美方，同意恢复已中断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⑤
在此之后，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国际局势作进一步的分析，因此他提议由几位军队老帅研究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防战略，并将意见上报中央供决策参考。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国际问题有些怪，美英报纸经常吹苏联要出问题。苏联在远东搞演习，又不声张。”他当场提出，由陈毅挂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5]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认为：“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6](p.313)
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及有关部门将文电和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及时分送军队四位老帅，并由陈毅主持，每月讨论两三次。陈毅等四人从1969年6月至10月进行多次讨论，先后向中央提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等报告及口头意见，认为：“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在讨论中，四位老帅还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叶剑英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毅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最后，在历经数月的研讨行将结束时，陈毅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7](pp.173-204)
陈毅等人这些新颖的战略性分析意见，以及打开中美关系的具体建议，对毛泽东作出战略调整的决策起了促进的作用。1969年12月，中美两国在华沙恢复接触；1971年春，毛泽东发动乒乓外交；1971年7月，周恩来与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在北京举行秘密会谈，中美关系解冻。
二、中国外交新格局与“一条线”战略构想
中美关系走向缓和，在世界上引起了连锁反应。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发表了含有反霸条款的中美上海公报。中国联美遏苏的外交战略初露端倪。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与欧洲、北美、大洋洲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同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个建交高潮。此外，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建交的数目大大增加，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改善。
随着中国对外关系逐渐打开局面，中国领导人对如何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思考也日渐成熟。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条线”的构想。
中美两国是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但在急剧变动的世界战略格局中又存在共同的利益，因此，毛泽东用赞赏的语气提起一年以前尼克松对中美相互接近所作出的解释。毛泽东说：我们也需要嘛。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辛格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
用如此坦率的语言来阐明两国关系的实质，这在外交史上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它既反映了毛泽东特有的风格和魄力，也表明苏联因素在中美关系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谈起欧洲和日本，毛泽东从遏制苏联扩张的角度出发，劝美国要加强同它们的团结，不要因为细枝末节的问题纠缠不休，而忽略了根本的苏联威胁。毛泽东说：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仅在一年之前，中国还曾指责“美帝国主义”蓄意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而在尼克松访华后的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随着中美在反霸问题上的意见日趋一致，随着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逐步实现，中国方面对日本的看法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并在实际上已把日本视为反霸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因如此，中国敦促美国加强与保持同日本的密切联系，而不要因小失大。
毛泽东告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应当抵制“祸水东引”的诱惑，这是要不得的害人害己的战略。毛泽东指出，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对此，基辛格解释说：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因为如果在中国爆发战争对我们来说，其危险性和在欧洲爆发战争一样。毛泽东接着发问：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基辛格回答说：我们并不赞成德国的政策。我们宁愿德国的反对党上台，德国的反对党不奉行这个政策。
由于来自苏联的威胁与日俱增，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国际上孤立苏联。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联合抗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基辛格对中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方面的坚定立场表示钦佩，他说：我曾告诉过总理，你们的行动方式要比我们直截了当和英勇一些。我们有时要采用复杂的方法，这是由于国内的形势所造成的。基辛格接着说：不管公众舆论如何，我们对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来，那么真正的危险会发展。不管哪里有这种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毛泽东认为基辛格讲的是“老实话”。⑥
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又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提出了“一大片”的构想，即指“一条线”周围的国家。其目的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
“一条线”的构想提出之后，在国际斗争中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已成为中国的主要目标。1973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的外交部《外交通报》第12期认为，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促进中美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同苏修的斗争”。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和美国就能够形成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新型关系。《外交通报》对中国在未彻底解决台湾问题之前，就同意中美互设联络处作了必要的说明，认为这不会影响中方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因为“目前形势已与两年前大不相同”，中国已在外交上取得了进入联合国、尼克松访华以及中日、中国西德建交等一系列重大胜利，而“蒋邦却已反转过来处于被孤立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华盛顿设立联络处，将“有助于扩大我在美国人民中的影响”。⑦
在上述背景下，中美两国已从恢复历史性的联系，努力消除两国间障碍的阶段，进入到力争加强战略协作的阶段，这种战略调整的实质，是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反对苏联称霸世界，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
三、表面强硬，实质“务实”构成了当时中国外交的显著特征
这一时期，尽管中国在公开场合使用的外交语言仍旧充满了激烈的革命色彩，但在实际上，中国的外交战略越来越着眼于现实性和国家的最高利益。毛泽东“一条线”的战略构想，作为中国制定和调整对外政策的一种指导思想，顺应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为中国外交增添了活力，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美国就成为一支可以加以利用乃至联合的力量。虽然对它还将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对它的某些霸权主义做法还将加以反对，但实际上，由于美国处于战略收缩态势，因而对它的斗争锋芒毕竟大大减弱了。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后来曾对美国总统卡特明确指出：“这一反霸统一战线，坦率地讲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个主要力量，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在尽自己的责任方面有某些不足”。⑧而这对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对第二世界的积极评价，扩大了中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增进了相互了解，为后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由此可以看出，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在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方面，越来越体现出灵活性。有意思的是，当时中国对外方面的公开言论充满了激进的革命高调，即便在中美关系有了缓解甚至改善的情况下，这一情况也没有改变多少(例如，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期间，北京的报刊仍然充斥着“反帝”宣传，甚至在基辛格一行下榻的房间里，都发现了印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字样的小册子)；但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却正是在这种革命高调中(毛泽东把这叫作：“放空炮”)，在不被人注意的潜流下，逐渐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形成这一奇特现象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既要维护自身外在的革命形象，又要从现实出发，顾及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73年2月同基辛格的谈话中曾指出：“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⑨表面强硬，实质“务实”构成了当时中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的显著特征。这一点值得后人在观察这段历史时给予足够的注意。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特别是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氛围之下，毛泽东指导下的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不可能完全摆脱“左”的干扰和影响。不管怎样，在70年代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战略调整扭转了中国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并使中国获得了超出自己实力的国际地位，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响全局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使中国外交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这就为中国以一支独树一帜的重要力量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开辟了道路。
值得指出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两极争霸的格局已被打破，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但是，天下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未消失，人类所面临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在新的形势下，认真分析与研究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掌握其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对于指导中国的外交工作继续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进一步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参见《毛泽东对关于中苏边境冲突报告的批示》，1969年3月22日。
②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
③参见ForeignAffair,Vol.46,October1967,p.121.尼克松当选后，于1969年1月20日，在其就职演说中再次透露其要与中国接触的意向。他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后来尼克松透露，他当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他的思想中“占很大地位”。详见RichardM.Nixon，FirstAnnualReporttotheCongressonU.S.ForeignPolicyforthe1970’s，February18，1970。
④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在1974年12月12日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时曾说：“现在我把我们方面的事情告诉你。打开中美关系是毛主席的决策，他很早就读了尼克松1968年当选以前写的一篇论文。当时我们都未读过，只有毛主席注意到了，他告诉了我们，我们才读了。”
⑤但在此后不久，由于美国给予在荷兰叛逃的一名中国外交人员廖和叔以政治避难权，中国方面于1969年2月19日发表声明，取消了这次会谈。
⑥参见外交部[73]办文特1号：《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节录)，1973年2月17日。
⑦参见外交部：《外交通报》第12期，1973年2月24日。
⑧参见《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卡特的谈话》，1979年1月。
⑨参见外交部[73]办文特1号：《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节录)，1973年2月17日。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2][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上册)[M].伍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3][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M].陈瑶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4][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M].裘克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5]王永钦.1969年——中美关系的转折点[J].党的文献，1995，(6).
[6]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M].香港：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
[7]熊向晖.历史的注脚[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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