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瞬间突发，在形式上更像是一起刑事、治安案件，但其战略冲击力却超过二战后的朝战、越战、古巴导弹危机甚至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等。因为所有前述战争或危机只不过引起国际战略形势的量变而不涉及质变，“9·11”冲击却直接导致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仍不见尽头的“全球反恐战争”，引起了国际战略形势，包括国际力量对比、国际格局、国际秩序以及人们国际观的质变。即使是此一轮北非中东动荡，也与“9·11”冲击有关联。就此而论，20世纪以来能与“9·11”冲击相提并论的重大历史事件惟有两次世界大战，或许还有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和1989年后的苏东剧变、苏联解体。“9·11”事件发生之时，国际战略界确实普遍认识到其将产生重大战略后果，纷纷预言这一事件将引起国际全局变化。①然而，10年后再回头看，当时即使最大胆的预测，依然严重低估了“9·11”事件的战略冲击力。本文拟从国际力量对比、国际格局及国际观念变化等维度，认识“9·11”冲击的国际影响。
一、“9·11”冲击与国际力量对比、布局的变化
“9·11”以来的10年间，国际政治最大、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国际力量对比及其布局的变化。
在“9·11”之前并往前溯及冷战结束，亦即追溯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10年，国际政治最突出的特点是美国及西方超强实力达到巅峰。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在“9·11”发生前一年的2000年，西方七大国GDP总量为223241亿美元、OECD内30个西方国家GDP总量为276857亿美元，②分别约占当年全球GDP总量的2/3和4/5。贸易方面，同年西方发达国家进出口总额为89293亿美元，约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68.77%。③
“9·11”前夕，美国实力与影响尤其发展到高峰。还是以2000年为例。当年美国GDP总量达9万亿美元，接近世界1/3④；贸易总额达2万亿美元，占世界16%；⑤军事上，当年美国军费预算达2889亿美元，⑥超过日俄英法德意中印等世界主要大国军费开支总和。有学者当时在对世界各国军事力量进行量化分析时得出结论：美国军事领域的“分值”接近日德英法中俄6大国之和，约为中国的9倍、俄罗斯的3倍；⑦政治上，美国连续取得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两场“冷战后战争”的胜利，对中东核心地区和巴尔干实现了全面控制。美国的“民主政治观”和“人权高于主权论”、“新干涉主义”等也大行其道，而美国经济政治模式更被西方政论家视为完美无缺而大加推崇。
在评估“9·11”事件前的美国实力与地位时，布热津斯基不无踌躇满志地宣称：美国在军事、经济、技术、文化等“四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这“使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⑧约瑟夫·奈更有一个量化表述：21世纪开局之际，人口仅占世界5%的美国，却占有世界产出的1/4和军费开支的一半，还占有最广泛的文化、教育等“软权力”资源。⑨
相比之下，非西方国家实力在冷战后10年间停滞不前甚至下滑，社会主义更是处于低潮。占世界总人口4/5以上的100多个非西方国家，其经济总量不到世界1/4，贸易总量不到世界1/3，军事能力和政治影响力更是不敢望美国及西方之“项背”。
然而，时过境迁。“9·11”后的10年间，西方与非西方实力对比，以及美日德英法等西方大国的实力与中俄印巴等非西方大国相比，发生了重要变化。到2010年，非西方国家GDP总量所占全球份额由10年前的不到1/4增至40%以上；贸易额则从10年前不到世界总量的1/3增至约40%。⑩当美欧因财政困难纷纷压缩军费开支时，非西方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亚太国家普遍出现增加军费趋势。这其中原因固然复杂，却从一个侧面说明非西方国家与西方的军事实力差距也在缩小。(11)
最能反映“9·11”后10年间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莫过于非西方大国与西方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2000年，GDP总量超过万亿美元、排名世界前七的经济大国无一不是西方大国；10年后的2010年，有5个非西方大国GDP总量过万亿美元，世界前七也不再是清一色的西方国家。几年内，还将有更多的非西方大国挤进世界前七。(12)
非西方大国中，又以中国的实力增长最快。2000年，中国GDP总量不到万亿美元，只及美国的1/9、日本的1/5。但到了2010年，中国GDP总量已增至58780亿美元，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并达到美国GDP总量的40%。(13)贸易方面，中国2010年贸易额近3万亿美元，也跃居世界第二，商品出口额则接近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14)同年中国制造业总值也跃居世界第一。(15)对此，西方有政论家不无醋意地分析说：“9·11”后10年间“最流行的三个字眼，与其说是‘反恐战’，还不如说是‘中国造’。而按目前趋势，下一个10年最流行的字眼将是‘一切都归中国所有’”。(16)
现在的新问题是，这10年间的剧烈变化与“9·11”冲击有多大关系？回答这一问题不仅需要数据支撑，更需要认真思辨。
以“9·11”后10年间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为例。“9·11”前，尽管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在加速崛起，有赶超西方大国之势，但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自身，都未曾估计到中国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如此之猛、如此惹眼、几近神话。
笔者一直是中国崛起的“乐观派”。10年前的2000年，笔者在《全球战略大格局》一书中发表“未来十年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与中国的地缘战略”一文，预测10年后的2010年，美国经济总量为13万亿美元(2010年实际数据为14.6万亿)、日本为5.2万亿美元(实际为5.4万亿)，都相当准确。(17)笔者有关届时印度经济总量将超过万亿美元、俄经济总量将“大大超过”俄经济分析局预测的“3000亿美元”等结论也基本准确。(18)然而笔者当时对2010年中国GDP总量“最乐观”的预测仍然被10年后的数据证明非常保守。当时笔者把此后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估算为年增7.9%，预测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为2.3万亿美元，还不到2010年实际数据的一半。(19)其原因在于，“9·11”前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存在不少潜在麻烦，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怀有严重疑虑，中国与其关系有可能出现严重紧张。当然，也可以说笔者当时没有、也不可能预测到会发生“9·11”事件及其巨大影响。
在这里，重要的不是10年前预测的对或错，而是这一预测误差可能给我们观察此10年间“9·11”事件如何影响中国的发展速度及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观察点。
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影响美国实力上升速度时创造过一个逻辑。他依据一战前美国与欧洲各大国经济增长率差距，认为如不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经济总量将在1925年超过欧洲之和。因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受战争影响损失巨大，美国经济则基本不受战争影响，继续高速增长。到1919年，美国经济总量就已超过欧洲之和。他由此下结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经济总量超过欧洲总和的时间提前了6年。(20)
保罗·肯尼迪的分析逻辑很可以借用于分析“9·11”事件对国际力量变化的影响程度。如前所述，如果不发生“9·11”事件，中国最近1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可能不超过8%。若如此，中国经济总量超过5万亿美元、并超过日本的时间就不是2010年，很可能是2020年。然而，实际情况是发生了“9·11”冲击，美欧日等西方国家不仅受“9·11”影响最大，它们为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恐阵线，还积极推进与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合作，使中国等国的经济增长环境更加有利。结果，中国最近10年经济增长率不是8%以下，而是10%以上，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的时间就由2020年提前到了2010年。
总之，根据保罗·肯尼迪的分析逻辑，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经济总量超过欧洲的时间点提前了6年那样，“9·11”冲击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实现追赶西方各大国目标的时间点提前了10年左右。大体上，认识“9·11”事件对最近10年西方与非西方力量对比变化的影响程度，也可以应用同样的逻辑，即可以认为“9·11”冲击使美国及西方从峰巅衰退的步伐加快了大约10年，而非西方、尤其是非西方新兴大国追赶西方的步伐也相应加快了大约10年。
以上分析逻辑与结论在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载的一篇文章中也有认同。这篇文章分析说：“‘他者的崛起’是一种长线预测，但没有人想到会来得如此之快。在新世纪开局之际，人们普遍预期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50年左右超过美国，但是现在，这一预期的时间点被提前到2020年之前。”(21)
二、“9·11”冲击与国际格局变化
“9·11”之前，国际社会有关国际格局的讨论很多，争论也很激烈，综合起来，无非是“单极论”、“多极论”、“一超多强说”等，“两极论”则基本无人提及。当时“单极论”在美国及西方比较盛行，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是“单极论”的代表作。尽管布热津斯基在书中不提“单极”，但他反复强调美国是“唯一的真正全球性超级大国”，其本质是宣扬美国的“单极”统治及如何搞“单极”统治。(22)中国战略界则盛行“一超多强说”和“多极化说”，并认为“一超多强”是现实，“多极化”是未来。(23)
“9·11”后的10年间，国际社会有关国际格局演变的观念不断调整，但大多仍未脱离“单极”、“两极”、“多极”等传统思维框架。(24)约瑟夫·奈反复提“多维棋盘说”，其本质是对“单极论”、“两极论”和“多极论”进行折衷与混合；(25)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的“G-2”说，实质是冷战时期“两极论”的翻版；(26)其余G-3论、G-4论、G-N论等，本质是“多极论”的变种，更不足论。在中国，近年“单极论”已没有市场，学者们也不怎么提“多极化”和“一超多强”了。秦亚青教授新近提出：“当今世界可以被视为美国一超主导下的三元权力格局。”(27)其提法虽然谨慎，却是试图突破有关“极”的迷思和固有的“多极化”以及“一超多强”框架。
总的看来，目前战略界对国际格局的演变方向正在加紧积极思考，但旧的思维框架未能驱除，新的主流看法未能成形，因而处在茫然状态。
力量是格局的基础，“9·11”后10年间国际力量对比与布局激烈变化，必然要牵动国际格局的变化。然而，认识“9·11”对国际格局的冲击及今后国际格局的演变趋势，仅分析力量对比与布局变化又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认识国际潮流的变化。
传统的国际政治观通常认为：“极”或称“力量中心”等同于大国或国家集团，是国际格局的“构成单位”，国际格局是由“极”所构成的一种结构和相互关系，“必定依托几个‘极’之间的力量对比而形成”。(28)如果有关国际格局的这一传统定律依然有效或基本有效的话，则认识“9·11”对国际格局的冲击就是一件相对简单的工作，前述“单极论”、“两极论”、“多极论”，或“一超多强说”甚至“G-Zero”论、或如理查德·哈斯所称“无极时代”(29)等，都可能成为答卷的正确选项或思考方向。
然而，国际政治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没有一成不变的国际政治定律。自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9·11”以来，国际政治从器物层面到观念层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有关国际格局的认识，包括其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运动规律等这些几乎被认为是不变的“金科玉律”，也受到冲击，需要调整。
从研究国际格局的视角看，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器物层面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于国际行为体增多，主权国家、尤其是所谓“极”或“力量中心”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影响能力下降，而各类非国家行为体，上自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地区组织，下至包括绿色和平组织、大赦国际甚至恐怖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和行为体以及媒体、网络等，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影响力急剧上升。这就要求我们走出以“极”作为分析国际格局及其变化的全部出发点和终点的传统政治思维，把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各种能影响国际格局的力量、要素，统统纳入分析框架，进行更全面、更广泛、更深入的综合考察。
不仅如此，“9·11”以来，国际政治潮流与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少变化具有质变性状。“9·11”后，美国以反恐为号召，使全世界100多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水平和文化差异极大的国家加入国际反恐阵线，并在反恐情报交流、安检和武装反恐等操作层面进行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安排，这是史无前例的。这表明面对日益增多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国越来越有可能超越意识形态、政治、宗教、文化差异和发展水平、大小强弱差异，进行全球性制度合作；也表明即使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面对全球性问题，独木难支，需要世界各国，包括一些“蕞尔小国”的支持。又如，“9·11”以来，美国在北约等盟国支持下，先后发动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三场战争。在这三场战争中，美国及其盟友都是用牛刀杀鸡，以最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参战，且没有像越战那样遇到敌对大国“作梗”，却打得非常艰难；伊拉克仍未能实现和平；阿富汗塔利班越战越勇；利比亚战争打了半年之久。这表明大国不再能凭军事优势随意制服小国，军事力量的作用较以往更加有限、军事胜负成本更高。上升到国际政治高度，就是大国影响力、所谓“极”的重要性在下降，人们对“极”的迷思在淡化。
虽然我们很难像20世纪讨论雅尔塔体制或讨论“多极化”、“一超多强”那样对未来国际格局有一个简单明确的表述，但根据“9·11”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以及国际政治在器物与观念层面的变化，我们仍可以梳理出国际格局演变的基本线索。
第一，未来国际格局将沿多元化方向演变，“极”以及“单极”、“两极”、“多极”都可能成为过时概念。20世纪是由“极”支配国际政治的典型世纪，世界经历了“多极”、“两极”、“单极”等多种国际结构的转换。在此期间，所谓国际格局，等同于大国格局或者说等同于“极”的结构。巴黎和会和凡-华体系由美英法意日“五极”说了算；战后雅尔塔体系本质上是一种“两极”结构；冷战结束到“9·11”事件发生前10年间的国际格局，被一些人认为是“单极时刻”，美国基本上是为所欲为，把“极”的国际权力推向巅峰。但在“9·11”事件中，“基地”组织这样一个小小的“非国家行为体”，竟然通过一次“超级”恐怖袭击撬动美国，又通过撬动美国牵引世界大变局，显示国际政治不再由“极”或大国操纵一切，亦即国际格局不再等同于大国格局。无论“多极”、“两极”还是“单极”，都不足以表述、涵盖未来国际格局的基本结构与特征。未来国际格局将具有多元性，大国及大国结构仍将是国际格局的基本构件，但不再垄断一切。在大国及大国之外，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各种区域组织、国家集团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等，也将成为国际格局中愈来愈起作用的构件。一些中小国家，如在全球气候问题上的小岛国家联盟，也足以依理结帮，与大国抗衡。
第二，在未来多元化国际格局中，大国“圈子”仍然是重要一“元”，作用仍然重要，但总的趋势是大国“圈子”逐步向其他的“元”，包括向联合国体系以及区域组织、向一些非政府组织等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甚至也向中小国家“转让”国际主导权。大国结构本身也趋向于“非极化”，或如理查德·哈斯所言，进入“无极时代”。一方面，建立在一两个“超级大国”实力优势基础上的“单极”或“两极”时代正在成为历史。美国冷战后在苏联解体的极有利条件下，维持“单极时刻”不到10年，今后美国随着经济实力向全球占比20%以下衰减，更不可能搞“单极”统治。中国虽然有可能在202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届时中国人均财富依然大大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建立或谋求建立“单极”统治。因此，世界可能已永远走出“单极”时代，布热津斯基有关美国“可能是最后一个全球大国”的判断很可能是正确的。(30)大国格局是否出现两极结构既取决于美国的能力、利益与意图，也取决于中国的能力、利益与意图。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提出“G-2”论，(31)表明美国战略界有人谋求推动“中美共主”式的新两极结构，但中国有邓小平的遗言：“永远不称霸”、“也永远不当头”，(32)更何况中国向来从战略文化层次认识到做霸权国，无论是搞“单极”霸权还是“中美共主”，都既不道德，更不合算。因此，对来自美方的“G-2”论和“中美共主论”试探，中国采取了拒绝立场。可以肯定，即使在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确实与美国旗鼓相当，中国也不会接受“G-2”论，不会搞所谓“中美共主”。另一方面，20世纪后期一度看好的“多极化”进程也出现变数，主要原因不是“单极”或“两极”阻挠，而是世界大多数中小国家只要有可能，就不会真心实意地支持大国主宰世界，无论对“单极”、“两极”还是“多极”，都是如此。而最重要的是，中美之外的次等大国太多，除俄英法德日意等外，印度、巴西等都已入围，此外还有印尼、土耳其、南非、尼日利亚、墨西哥、韩国、伊朗等也想入围，其结果是次等大国太多，形成类似G-20结构。G-20结构趋向于“无极”，而一个“无极”世界显然更有利于世界多元化进程，是对“多极化”的否定。
第三，未来国际格局将更多地反映非西方国家力量的上升及其诉求，非西方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将持续增大，这意味着近代以来西方对国际格局历时500年的主导权被打断，并可能永远一去不复返。过去500年，西方之所以能长期主导国际格局，是由于它们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享有压倒性优势。如1880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约为80%。(33)正是这种巨大的实力优势，保证了其长期国际主导权，使其成为国际格局中的支配性角色。1945年，欧洲国家虽然普遍衰落，但美国的崛起使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后继有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仍享有巨大的实力优势。从西方与非西方二元对立的观点看，战后美国主导国际格局等同于西方继续支配国际格局。“9·11”以来10年间国际力量对比所发生的有利于非西方国家、而不利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重大变化，严重动摇了美国及西方在国际格局中的实力优势和主导地位。中印巴俄等非西方大国以及印尼、土耳其、伊朗、墨西哥、尼日利亚、南非等次一级非西方大国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推动着国际格局朝着有利于扩大非西方国家发言权的方向转变。G-20在世界金融危机期间几乎“替换”了G-7，而G-20中西方与非西方代表几乎平分秋色，是这种转变的突出表现。下一个10年，美欧日等西方大国的经济及综合实力还将下滑，而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大国综合实力还将进一步上扬，这意味着国际格局朝有利于非西方国家方向调整的进程将延续下去，且步伐会加快。
第四，未来国际格局将更多地反映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实力与影响的上升，这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未来国际格局的非西方性。过去500年的国际格局不但由西方主导，还主要以欧洲和大西洋地区的权力优势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欧洲格局、大西洋格局。“9·11”以来的10年间，国际政治权力中心“从西方向东方”、“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进程大大加快。2010年欧元区GDP总量为124740亿美元，全欧约为16万亿美元，而亚洲仅中日印韩等主要经济体的GDP总量即达137080亿美元，已超过欧元区。(34)亚洲如加上东盟、台湾、香港等经济体，则GDP总量可直逼全欧。亚太与欧洲贸易实力对比变化趋势也是如此。下一个10年，由于亚太中印及东盟等经济体经济增速将继续高于欧洲各国，亚太经济和贸易总量及综合实力将全面超过欧洲，而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等传统上“面向”大西洋的所谓“两洋国家”，届时因大势所趋，也将“变脸”、“变身”，把国家重心全面转向太平洋方向，成为太平洋国家。由此，亚太将成长为全球地缘政治中心和国际格局的“办公区”，中国、印度、印尼及东盟、土耳其、伊朗、韩国等亚洲大国或准大国对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影响力也将大幅上升。
三、“9·11”冲击与国际潮流变化
“9·11”冲击不但影响到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布局与国际格局的变化，也对传统的国际政治观念与国际潮流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国际权力分散化既是趋势，也是事实，并深刻影响着人们有关国际权力的思考和行为模式，增大国际社会推进国际政治民主化的诉求。西方国家在国内搞西式民主政治，推行“三权分立”、“政党轮替”，以求分散权力，但在国际政治中，却普遍搞国际专制、权力集中，并以诉诸武力或制裁等强硬手段为后盾。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G-7体制以及冷战后美国的单极霸权，都是国际权力高度集中的产物。无论“单极”、“两极”还是“多极”格局，都体现的是大国意志和大国专制，反映了国际权力的高度集中，不符合国际民主化要求。在21世纪，随着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与觉醒，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加强、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以及国际实力中心从西方向非西方、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加快转移，大国控制力普遍下降，反映出西方国际政治观的“大国专制”将不断受到各方面挑战。一方面，中小国家和各种非国家行为体越来越要求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不再像过去几个世纪、甚至过去几千年那样惧怕大国；另一方面，大国因利益与观念的变化及各种主客观制约，越来越缺乏在国际政治中搞“大国专制”的能力与意愿。“9·11”以来10年间，美俄日韩欧等未能迫使朝鲜弃核、美欧俄未能迫使伊朗弃核，以及美国未能制服查韦斯，都说明大国控制力下降，国际权力在走向分散化，而这种国际权力分散化，又必然成为国际政治格局多元化的重要政治基础。
其次，各国经济政治发展模式趋于多样化既是趋势，也是事实，同样深刻影响人们有关国际权力与国际政治的思考与行为模式。冷战结束之初，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冷战胜利者自居，认为冷战结束标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取得了“两制”竞争的胜利，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踌躇满志地提出“历史终结论”，论证西方制度的优越性，认为除西方制度外的其它任何制度都没有前途。“民主优越论”由此更加盛行，成为美国及西方穷追猛打社会主义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工具，“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更被认为是“未来浪潮”。(35)美国政府冷战后出台的所有《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无不以“在全世界推进民主”为美国三大战略目标之一。但是，“9·11”事件沉重打击了美国人与生俱来、又因冷战“胜利”而强化的心理优势和“民主”优越感。反恐战争不顺利、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不断受挫使美国民众对政府怨言增多，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救治不力、债务沉重、政府“关张”闹剧、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等，更使美国人开始理性思考美国经济政治制度和美式“民主”的种种缺陷。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推行和平外交，集中力量谋发展，“9·11”后保持高速增长达10年之久，并还将继续增长，不少国家甚至把“拯救”世界经济的希望寄之于中国(36)，等等，与美国的萧条、衰退形成强烈对照。“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开始盛行，不但众多非西方国家开始学习甚至模仿“中国模式”的经验，美国及西方国家不少人也开始承认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和进步性。同一个福山，2011年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21世纪第一个10年“戏剧性的运势变化”导致不同经济政治模式的影响力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政治体制有能力迅速对重大、复杂的问题进行合理决策、能避免政治冲突，中国政府“能对人民负责”，因而较印度、俄罗斯、伊朗、泰国等国制度“品质”更高。与美国相比，中国政府不但更有能力迅速进行重大决策，并能有效贯彻。中国政府在国内的民意支持度也高于美国。美国搞“宪法平衡、制约”，不相信中央权力，其“个人自由和私营企业至上原则”与政治制度已经“僵化”，成为“意识形态教条”。他并称美如要继续对中国进行政治模式“说教”，“就必须先解决自己的问题”。(37)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自建国以来，就对美式民主和“自由企业制度”有一种“自恋”式的自我欣赏。美国人可以随意批评美国政府的国防外交及具体的国内政策，但基本上不批评美国的经济政治制度。现在美国人开始越来越多地从制度高度批评美国政治经济模式，这是史无前例的。今后10年，随着美国经济像日本、欧洲一样也沦陷于“失去的10年”，以及非西方继续发展，尤其是中国发展模式进一步展示长处，美国及西方将更多地检讨其自身制度缺陷，更难对非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指手画脚，非西方国家在选择经济政治发展道路时将获得更大的自由选择空间。
再次，国际社会的战争观和军备潮流转向，一度在冷战后被美国热捧并加以实践的黩武主义将受到摒弃，冷战后经常发生的西方干涉性战争将明显减少。美国和西方在战争问题上将进入一个收缩、蛰伏期。冷战结束后，美国为维护“单极霸权”，逆向扩军，其军费开支“通常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最高峰的2007年和2010年甚至占分别占世界51%和53%。(38)10年反恐战争，美国军队战死近6000人，受伤2万余人，战费总开支超过2万亿美元，仍然打成个僵局。(39)这显示高技术、数字化军队同样有局限性，大国打征服战争较之19世纪并没有变得更容易，而战争成本更高。(40)鉴于这种认识，也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财政紧张，国会坚决要求裁减军费，美国“自动”限制了在利比亚的卷入程度，从阿富汗撤军也已提上日程。(41)2012年美国以国防开支为大头的“安全开支”总额为6840亿美元，较2011年减少50亿美元。2010-2015年，美国国防开支按年度计将削减13%左右，降至年均6100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也将相应地降至41%。今后10年，美国国防开支累计将减少3500亿-5500亿美元，(42)美国航母战斗群也将收缩到10个以下。尽管美国方面“三令五申”，要求欧洲国家增强军力，承担更多“责任”，(43)但欧洲观念的变化，经济低迷，都使欧洲会继续选择裁减军费。英国打算今后几年每年减少10亿-20亿英镑军费，欧洲主要国家的军费将从目前的2340亿美元减至2015年的2260亿美元。(44)在此期间，亚太一些新兴国家的军费将有所增加。有人计算，到2015年，亚太军费份额将由目前占世界15%左右增为大约25%。(45)不过，亚太地缘战略形势复杂，又未形成类似欧洲的一体化组织，且亚太国家向来军事力量弱，军费开支只及欧洲的1/2、美国的1/4，带有补偿性质，不会逆转世界军备趋减的总趋势。更何况亚太没有任何国家追求美国那样的全球军事大国地位。预计当亚太国家的军费开支总和与欧洲持平时，也将降低军费增速。
最后，全球化将在非西方国家推动下继续向前发展。理论上，全球化从何时开始，学界存在争议。不过，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加速推进却是学界共识；美国及西方国家是冷战后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非西方国家则被动卷入，被迫参与、适应全球化，也是共识。美国和西方在冷战后之所以极力推崇和推进全球化，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认为全球化等同于“民主化”、“西方化”和“美国化”，等同于“推进西方价值观”。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提出：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将走美国道路，各国将更开放，更市场化、更民主化”，因而即使“权力转移”，也对美国有利。克林顿和小布什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可用于装载、出口美国价值观”。(46)然而，20年过去了，中印巴俄等非西方国家发展势头迅猛，大步走向市场化，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市场化和开放程度甚至高于美欧日，但这些国家并未“西方化”、“美国化”或“民主化”，更未“唯美国马首是瞻”。印度未因民主化而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和多哈回合谈判中附和美国；土耳其未因“民主化”和“现代化”而在对伊朗和以色列政策上附和美国，甚至搞起了美国不喜欢的“伊斯兰化”；走向“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中国更从未屈从过美国。(47)相反，美国及西方推进全球化20年，却在全球化中受挫，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对立面。现在，不但日本、欧洲沦入“失去的10年”，美国也开始沦入“失去的10年”。(48)“欧洲危机论”、“美欧下沉论”、“西方危机论”以及西方“70个荒年论”等悲观论调充斥西方媒体和战略界，他们把这一切归之于全球化，并由全球化的倡导者成为“全球化失败论者”，转向反对全球化，甚至主张搞保护主义和资本控制，以“倒转”全球化方式给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制造经济政治危机，阻碍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继续发展。(49)然而，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并不随美国及西方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其“天生”就离不开全球化。它们不会像过去20年那样热衷于全球化，但也不能过分抵制全球化。今后，中国和非西方新兴大国将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由非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不会再把全球化与“民主化”及“西方化”、“美国化”画等号。新一轮全球化与世界“多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相呼应，将使世界更丰富多彩，更充满活力。
四、“9·11”冲击与中国崛起
国际上有舆论称中国是“9·11”十年“沉默的赢家”，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对。“9·11”冲击牵动美国把战略关注点从“应对新兴大国崛起”转向反恐、把地缘战略重心从亚太转向中东；美国为在全球反恐还积极推进中美合作，中国“入世”由此也有所加快。这样一来，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就宽松了不少。如果没有“9·11”冲击，被“新保派”绑架的小布什政府即使不对中国发动“新冷战”，中美关系的麻烦也会多得多，中国正好在“9·11”事件届满3个月时“入世”的可能性也不大。从这样的视角看，说“9·11”冲击对中国崛起产生了“助力”，中国是“十年赢家”有一定道理。但也要看到，中国崛起有其必然性，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在“9·11”前，中国“必然崛起”已是国际共识。“9·11”冲击只不过使这一进程有所加快而已。
下一个10年，中国极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和国际威望还有进一步积极变化。然而，要把“极有可能”变成现实，中国要继续艰苦奋斗，更要适应国际政治潮流的变化，选择最明智的国内外战略。首先，中国要继续“一心一意求发展”。中国GDP总量虽然居世界第二，人均GDP却只及世界平均值1/2，只及发达国家大约1/10，增长需求和空间仍然很大，这是世界经济史不曾有的独特现象。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的独特性，中国因而不应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规律”、“法则”，不应被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基尼系数”、“着陆论”、“危机论”等源出于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所忽悠。在中国，“发展是硬道理”原则最少还要坚持一代人。
其次，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化，并成为新一波全球化的推动力量而不是“观潮者”，要准备在全球化和新型“全球治理”进程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如，继续加强与世行、IMF的合作，加大对亚洲基金的支持；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参与促进中东稳定；更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和以及国际反海盗、反毒、反跨国犯罪等。
第三，中国在继续推进国家间外交时，要注意加强与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交流，以适应世界“多元化”趋势。在此过程中，要特别加强与各种区域、次区域组织的关系，如积极推进“东盟+N”、APEC、上合、南盟、东亚一体化、欧亚峰会、中非论坛的发展，加强与欧盟、海合会、非盟等的政治关系，加大对联合国的支持力度等。
第四，中国要继续推进中美合作关系。今后10年，美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困难时期，战略上难以走出反恐陷阱，经济上则陷入“失去的10年”。然而，美国依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10年内即使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拉平，美仍能长期维持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地位。美国对华政策如何变，依然是中国能否维持和平发展环境的最重要变量。中国对美外交不能斤斤计较于美债或外汇储备点滴得失和静态蝇头小利，而要立足于不断加强中美战略互信。中国一定会走和平崛起之路，而美国也有可能和平“放权减责”。在美困难之时，中国不搞落井下石。对美搞战略收缩及“重返亚太”要两面看。美“重返亚太”及加强与日印越合作有防止被“挤”出亚太的危机意识(50)，不完全是为了“防范”中国。中国既要警惕其消极面，也要看到其中包含的“亚太意识”。
最后，中国军力发展的“补偿”阶段还未结束。目前中国军费开支只及美国实际军费开支的1/10左右，略高于日本，而中国有13亿人，有20多个陆海邻国，战略环境复杂。中国军备建设应以不次于任何周边国家及战略上有效威慑世界任何国家的军事威胁为目标，因而今后几年中国军费理所当然还应有所增加。但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傻乎乎地追求全球超级军事大国地位。在世界普遍裁减军备数量的潮流下，中国不应、也不会没完没了地增加军费，更不会像美国那样傻乎乎地每年花上万亿美元用于军事安全开支。
注释：
①关于“9·11”发生后对其战略影响的预测，可参阅金灿荣等：“9·11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0期，第2-23页。
②OECD,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Volume 2002/5, p.275.
③IMF, Direction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2002, pp. 2-3.
④OECD,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Volume 2002/5, p. 275.
⑤IMF, Direction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2002,p. 2.
⑥傅梦孜等：“美国新世纪的全球战略与中国”，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全球战略大格局》，时事出版社，2000年12月，第48页。
⑦周方银等：“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评估”，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全球战略大格局》，第22-23页。
⑧[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32-33页。
⑨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0, p. 2.
⑩IMF, Direction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2010, p. 2; Economics focus, "Emerging economies have greater heft on many measures than developed ones", The Economist, August 6th, 2011, p. 62.
(11)Guy Anderson, "Shifting Landscapes", Jane's Defence Weekly, April 20, 2011, pp. 26-30.
(12)Reuters, "The fits and starts of an industrial engin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ust 29, 2011.
(13)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23,2011.
(14)中国海关统计：“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国际贸易》，2011年，第2期，第70页。
(15)John Gapper, "America's turbulent jobs flight", Financial Times, July 28, 2011.
(16)Lionel Barber, "The end of hegemony",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6, 2011.
(17)林利民：“未来5-10年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与中国的地缘战略”，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全球战略大格局》，第403-404页。
(18)《全球战略大格局》，第405-406页。
(19)《全球战略大格局》，第416页。
(20)[美]保罗·肯尼迪著，劳垅等译：《没有永久的霸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6页。
(21)Philip Stephens, "No, 9/11 did not change the world",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2, 2011.
(22)[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274-275页。
(23)陆忠伟：“世纪之交的国际形势”，《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1-2期，第3-5页；周方银：“对当前国际格局的类聚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12期，第43-44页；林利民：“关于中国21世纪初对外战略的几点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3期，第13页。
(24)Robert D. Kaplan and Stephen S. Kaplan, "America Prim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April 2011, p.42.
(25)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0, p. 3.
(26)Elizabeth C. Economy and Adam Segal, "The G-2 Mirage",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9, p. 14.
(27)秦亚青：“世界格局、国际制度与全球秩序”，《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庆典特刊，第13页。
(28)李义虎著：《国际格局论》，北京出版社，2004年8月，第59页。
(29)Parag Khanna and Mark Leonard, "Why China Wants a G-3Worl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ember 8, 2011; Richard N.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8, p.44.
(30)[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274页。
(31)Elizbeth C. Economy and Adam Segal, "The G-2 Mirage: W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Not Ready to Upgrade Ties". Foreign Relations, May/June, 2009, p.14.
(32)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63页。
(33)[美]保罗·肯尼迪著：《没有永久的霸权》，第10页。
(34)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11, 2011.
(35)Andrew Bast,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Newsweek, April 18, 2011, p. 42.
(36)Edward Wong, "Biden asks for China's help on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ust 19, 2011.
(37)Francis Fukuyama, "Democracy in America has less than ever to teach China",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8, 2011.
(38)Gideon Rachman, "Think Again: American Decline",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11, pp. 60-61; Guy Anderson, "Shifting Landscapes", Jane's Defence Weekly, April 20, 2011, p. 27.
(39)Lionael Barber, "The end of hegemony",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6, 2011.
(40)Christopher M. Schnaubelt, "The Limits of Military Forc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19, 2011.
(41)Daniel Wasserbly, "US to review Afganistan withdrawal strategy", Jane's Defence Weekly, June 15, 2011.
(42)Elisabeth Bumiller, "U. S. military could face big spending cut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ust 3, 2011; Guy Anderson, "Shifting Landscapes", Jane's Defence Weekly, April 20, 2011,p. 27.
(43)Peter Spiegel in Brussels, "Gates Warns Europe Over NATO Burden", Financial Times, June 11/12, 2011.
(44)Guy Anderson, "Shifting Landscapes", Jane's Defence Weekly, April 20, 2011,p. 27; Tim Ripley, "UK force brace for deeper cuts", Jane's Defence Weekly, June 22, 2011,p. 4.
(45)Guy Anderson, "Shifting Landscapes", Jane's Defence Weekly, April 20, 2011,p. 31.
(46)Gideon Rachman, "Think Again: American Decline",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11, p. 62.
(47)Gideon Rachman, "Think Again: American Decline",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11, p. 62.
(48)Lawrence Summers, "How we can avoid stumbling into our own lost decade", Financial Times, June 13, 2011.
(49)Jeffery Sachs, "The great failure of globalization", Financial Times, August 18,2011; Gideon Rachman, "America and Europe sinking together", Financial Times, July 5, 2011; Max Hastings, "The west's crisis of honest leaders", Financial Times, August 16, 2011.
(50)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0,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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