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共党史，成为当前我们党与国内外敌对势力、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的一个焦点。古人早就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对历史的解释权，历来是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争夺、较量的重要领域。这是一个带规律性的社会现象。苏共下台、苏联解体，原因固然有很多，但通过所谓“新思维”、“公开性”全盘否定斯大林、列宁、十月革命和苏共、苏联的历史，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要认真记取苏共否定自己历史最终导致自我毁灭的惨痛教训，就要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严重挫折和我国社会舆论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更加坚定和自觉地坚持以唯物史观这一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正确看待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研究中共党史上的问题，同样要把它们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是当年在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帮助下成立的，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中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等等。其实，这种言论早已有之，甚至咒骂中国共产党是“卢布党”。不错，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实受过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指导和支持，但它绝不是外力强加的，我们只要把它放在中国近代史的大背景下就会看到，它是中国内因决定的。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一切爱国的中国人为着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使用了各种思想武器，组织过各种政党，举行过各种革命，统统未能抗御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一一宣告破产。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相继爆发，中国的先进分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才终于找到了一条由工人阶级领导、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唯一正确的民族复兴之路。这个大背景决定了，即使没有外力帮助，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或迟或早总会建立，这是必然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共早期党员的绝大多数都是由民族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共最初只有50多人，不仅没有被比自己强大无数倍的敌人所消灭，相反，却越战越勇，越战人越多；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共带领人民群众仅用不到30年时间便彻底打败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建立起主权独立、基本统一、各民族大团结的新中国，又用不到30年时间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再用30年多一点的时间成功进行了改革开放，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

　　一段时间以来，有人一直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由新民主主义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提出质疑，认为这是急于搞社会主义，使中国发展走了弯路。这种看法是违背客观事实的，也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恩格斯说过，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只要尊重事实并稍微了解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中共的既定方针。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成立后的最初两年，之所以主张先搞十几年新民主主义，让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轻工业）充分发展，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基础太薄弱，技术力量太落后，资金资源太匮乏，没有重点搞重工业的条件。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顺利完成，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国营工业在工业中比重的逐步上升，农业生产对新型机械需求的不断增加，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安全威胁的日趋显现，使第一个五年计划把重工业作为重点的必要性显得越来越突出。而苏联政府答应在设备制造、技术支持、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全面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建设，以及朝鲜战局的趋缓，使重点搞重工业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提出现在就向社会主义过渡，并用10至15年时间过渡完。可见，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并非是急于搞社会主义，而是我们党为了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而适时作出的一个正确决策；并非使中国发展走了弯路，而是为中华民族复兴抓住的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毛泽东关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以工业化为主体、以“三大改造”为两翼的比喻，说明了这一点；我国仅经过五个“五年计划”建设即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唯物史观把历史研究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同时也要用辩证法观察历史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我们对待中共党史上的任何问题，同样应当运用辩证法，具体地、本质地、全面地、发展地、相互联系地分析，而不应当抽象地、表面地、片面地、静止地、孤立地看。比如，把党在新中国至今的60多年历史以改革开放为界来划分，前后大约各为30年。前30年，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偏差而造成的失误。否认偏差，抹杀失误，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利于总结经验教训，更不利于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反过来，以偏概全，夸大失误，否认前30年的主流是成就，把那段历史看成是一连串错误的集合，甚至描绘得比旧中国还黑暗，不仅违背事实，还会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信仰危机，并被敌对势力用作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炮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是在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所面对的那个旧中国的烂摊子上开创的，而是在新中国已经开展了近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并通过党和人民群众的艰辛探索、艰苦奋斗“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上开创的。正如盖楼一样，打地基时不容易看出变化，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说明地基打得牢。所以，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而应当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看成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看到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认清两者“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所谓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绝不是要肯定那个时期的失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造成灾难性后果的严重错误，更不是要肯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而是要肯定那个时期所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肯定那个时期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肯定那个时期的主流。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与我们党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完全一致，与十二大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对新中国历史的评价也完全一致。

　　唯物史观从不否认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同时认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决定历史结局的是人民，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研究中共党史，离不开对领袖人物、杰出人物的分析。但这种分析应当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把个人放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和时代的特定前提条件下，着重分析导致他们正确或错误的原因，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以此作为后人的借鉴，而不应当把他们放到“真空”里，把功劳或失败统统归于个人，过分夸大个人的作用，着重追究个人的责任。尤其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更应当采取科学的公正的审慎的态度，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进行评价。邓小平曾指出：“领袖是人不是神。”毛泽东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今天，我们对待毛泽东，同样应当坚持邓小平的上述观点，并且在研究中更侧重于挖掘毛泽东思想中那些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现实意义的内容，比如拒腐防变的思想等等；更侧重于总结他晚年错误中那些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借鉴意义的教训，比如急于求成的问题等等。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定程度的泛滥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遇到的挑战，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也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方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有关，与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加有关，与互联网管理的一时滞后有关。对此，我们既应当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应当看到这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党史学理论和党史学研究队伍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的历史机遇。毛泽东早就说过：“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 我们要像毛泽东当年说的那样，勇敢面对和冷静应对这一挑战，更加努力地在领会和掌握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并将其用于指导研究实践上下功夫，在增强研究的创新力、说服力、感召力上下功夫，为正确研究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逐步建立党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而努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