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1～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室和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举办的“史学理论前沿问题春季论坛”在开封举行。在史学理论研究不太景气的今天，这次论坛的示范和导向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为期三天的讨论，学者们涉及到世界历史的体系、世界现代史的编写、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的看法、信息化时代与史学研究、后殖民主义与历史研究等重大问题。通过讨论，学者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只有史学理论的创新，才能促进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史学理论的创新，要求史学工作者必须具备创新的思维和素养。 

　　一、重新认识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体系和主线问题

　　目前学术界关于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体系的理论有四种，即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观(武汉大学吴于廑提出)、现代化的世界史观(罗荣渠提出，北京大学的钱乘旦把现代化的历史观提到一个比较具体的程度)、文明史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都体现了文明的形态史，国内有一些人主张用文明史来取代以前的世界通史)、以社会经济形态演变为主线的世界史体系。前三种体系都把矛头指向以苏联的《世界通史》为代表的那种注重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的世界史观，以及在这种史观下创建的世界史体系，认为旧的体系已经不适合新时代认知，所以要进行批评和创新。但是，当人们真正研究这些所谓的新史观时，却发现这样一个悖论：新史观的基本立场是要抛弃和否定旧的认识体系，但在实际的历史写作中，我们现在所见的一些“新体系”，无非就是把原有的世界史体系中的内容倒腾一下，除了总的说法不同于以前外，他们所采用的材料基本上还是依据旧体系中的内容，给人的感觉是，那些按新史观写成的世界通史，无非是“新瓶里装旧酒”，表面上好像是提出了一个新理论，却没有支撑它的新材料，比如把以前称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革命，去掉了“资产阶级”，简称为“英国革命”，或者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也简称为法国革命，等等，而基本内容并无大的变动。所以，把这种新编的世界历史书看成是“创新”以后的世界史体系，其实有些勉强。以社会经济形态演变为主线的世界史体系曾经是主流，而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它已经过时而不再提它，但是实际上这个传统学说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俞金尧研究员在《“资本主义”与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体系》一文中，分析了整体的世界史观、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的缺陷之后，坚持以“资本主义”这条主线写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认为只有这条主线才能解释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众多事件。以资本主义为主线的世界史体系，可以最大限度地把世界历史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变革包容进来，甚至把其他的世界史体系，例如世界历史从分散变为整体的体系，现代化的历史体系，以及以全球化史观构筑的历史体系全都整合进来。此外，这个体系还可以把很多非资本主义的、甚至是反资本主义的东西都纳入其中。

　　他认为，承认资本主义是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体系的主线，就是要把从16世纪到现在为止的五个世纪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时代，它不应像原有的世界史体系那样把这个时代再分为“近代”和“现代”，把“近代”当作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时代；而把“现代”看成社会主义时代。把这个完整的历史阶段分割为具有资本主义特性的世界近代史和具有社会主义方向的世界现代史的做法属于旧的世界史体系。新的世界史体系应该把16世纪以来的整个世界历史看成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社会主义革命放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框架内加以认识，并把社会主义事业的演变始终放在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来理解。当然，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体制解体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是应该放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互动关系中来把握的。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这个大背景，很难理解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探索。

　　俞金尧也清醒地认识到，以资本主义为主线来构建新的世界历史体系的条件并不十分成熟，宏观的架构和其中的细节都有待做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但是，只要我们能达成资本主义作为主线的共识，那么，创新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体系是可能的。世界史体系构建工作中应处理好主、客观关系：完全主观思辨的世界历史也是无法令人接受的；纯粹客观的，即恢复原状的世界历史也是写不出来的。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史学，不是因为以前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需要探求新的答案。民族的历史记忆是发展着的历史记忆，也是开放的历史记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的历史记忆会有不同的内容，会不断地发展变化。这不仅仅是自身社会发展的折射，也是历史和现实的呼唤。不管从世界来看，还是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看，目前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地向我们走来。而且在金融的全球化、传媒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的情况下，我们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生活本身提出了很多问题，需要我们思考，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走向世界，融人世界的步伐正在加快，提出了很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回答，来思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说明历史研究要关注现实，要有问题意识，要自觉地回答生活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编写新的世界史教材就是立足现实对历史的一种新的思考。

　　于沛研究员在《世界现代史的主线和理论体系》一文中认为，新的时代条件需要新的世界现代史，而新编写的世界现代史，不单纯是一部编年史，而是一部历史哲学思考。通过新编《世界现代史》，要重新认识一系列的问题：划分历史时代的标志问题、如何认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如何看待战后资本主义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世界现代进程中的中国和世界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重新阐释，都需要我们使用新的理论和方法。

　　针对以前的世界历史编写对中国和世界关系处理中的缺陷，于沛提出世界现代史不能离开中国，不能把中国作为一个陪衬，而是把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作用和影响写出来，从而体现出中国与世界的真正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