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陈领导机制能够产生相辅相成的作用，首先在于，通过总结“文革”教训，由邓小平倡导，党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有了比较巩固的基础。邓小平尊重和信任陈云这位党内经济大管家的见解和能力，亲自提议陈云出山主持财经工作；陈云也首先提出并完全拥戴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领军地位。1989年5月国家发生动乱之际，陈云第一个旗帜鲜明地表态：“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页。

　　其次，邓、陈领导机制的成功，不仅因为两人互相尊重的品格和作风，更因为两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有着实事求是的共同基础。他们关于中国现代化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现代化目标是什么样的，即对中国特色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发展道路，1979年1月，邓小平就指出：今后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这样能增加就业机会，对改善人民生活也有利，更不会发生偿还不起外债的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页。这和陈云基本建设要适应综合国力，积累率不能过高，要适当减少重工业投资、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认识是一致的。

　　关于现代化目标，1979年3月，邓小平同外宾谈话时，用了一个新名词，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他说：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50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能达到你们70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同月，他还进一步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在这个基础上，邓小平设计了中国式的小康社会目标。这和陈云关于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搞现代化不能起点过高、避免欲速则不达的“再折腾”的认识也是一致的。

　　他们的合力，使得党和国家出现了长治久安的稳定局面，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连续30年居于世界第一。在共和国前30年向后30年转折的重要历史时期，能够有这样两位领袖掌舵，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幸运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