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问题，学术界都进行过讨论，大都达成共识，但也有认识不尽一致的地方。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1. 关于战争起因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历史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1994年俄罗斯公布了一批朝鲜战争期间的历史档案，其中包括金日成、斯大林、毛泽东等在战前的来往电报。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朝鲜战争是金日成、斯大林、毛泽东长期酝酿的结果。

　　沈志华认为朝鲜战争最深刻的起因在于战后形成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所控制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格局，这种格局在朝鲜半岛就表现为围绕“三八线”展开的美苏两国外交争斗和南北朝鲜的军事对峙。(沈志华：《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朝鲜南北双方都有意通过武力将自己的理想、权力和制度扩展到整个朝鲜半岛，从而实现民族的统一。问题在于北朝鲜的设想和计划得到了苏联的同意和支持，而南朝鲜同样的设想和计划却没有或暂时没有得到美国的同意和支持。”(沈志华：《朝鲜战争研究综述：新材料和新看法》，《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孟照辉则维护传统观点，认为“要历史地看，要从本质上去看，从各自的政策上去看，不能单纯地从进行战争的形式和时机上去看。”（孟照辉：《朝鲜战争是怎样打起来的——对朝鲜战争起因、性质、责任的探讨》，《军事历史》2000年第6期）三卷本《抗美援朝战争史》用较大的篇幅叙述了“三八线”的由来、美苏在朝鲜半岛采取的不同政策、朝鲜南北双方围绕统一问题的斗争和军事准备，然后用简短的文字客观叙述了朝鲜内战的爆发，并点明朝鲜内战的全面爆发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抗美援朝战争史》（三卷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我们认为：（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解放是世界的潮流，朝鲜战争爆发正是这一潮流的组成部分。（2）朝鲜战争爆发是朝鲜国内政治斗争的继续，首先在“三八线”进行武装挑衅制造军事摩擦的是南朝鲜方面。南北双方在“三八线”的军事摩擦不断，逐渐由武装冲突发展成为全面战争。（3）朝鲜战争的爆发也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即美苏两个大国、两大阵营在朝鲜问题上斗争的继续。（4）朝鲜战争开始时的性质，是一场有国际背景的内战。既然是内战，谁先打第一枪是他们国内的事情。总之，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是一系列武装冲突的扩大和升级的必然结果。由于随后美国的武装干涉，朝鲜战争才演变成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和国际性局部战争。

　　2. 关于抗美援朝出兵决策问题

　　出兵朝鲜决策问题，既是抗美援朝战争研究的热点，也是研究的难点。20世纪90年代后，有人对中国出兵参战的正确性提出质疑。如中国发展新战略研究所所长彭明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当时的中共主要领导人在信息极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判断（彭明：《第四座丰碑》，（香港）明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袁晞在《真相》一文中说：“面对麦克阿瑟的大军压境，想到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往事，刚刚夺取全国政权的毛泽东不能不有‘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之感。加之苏联领导人的一再鼓动和提供无偿援助的许诺（这些许诺后来没有实现），毛泽东终于下决心派大部队赴朝作战。就是在决心已定的情况下，毛泽东仍有顾虑……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也有反对中国出兵参战的意见，反对者陈述了各种理由，是毛泽东否定了不同意见。……而从现在解密的联合国和美国档案得知，联合国、美国和其西方盟国并没有准备与中国作战，并且在努力防止这样的战争发生。战争对中国并不是迫在眉睫。”（袁晞：《真相》，《随笔》1999年第6期）。青石认为，中国决定出兵是苏联压力的结果（青石：《斯大林力主中国出兵援朝》，《百年潮》1997年第2期）。

　　齐德学（齐德学：《〈真相〉是真相吗？》，《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齐德学：《志愿军赴朝是中共中央的自主决策——是斯大林给毛泽东施加压力还是毛泽东要斯大林表态？》，《军事历史》2000年第4期）、孟照辉（孟照辉：《谁在掩盖抗美援朝战争的真相——简评〈真相〉一文》，《军事历史》2000年第3期）、李捷（李捷：《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研究的三个问题》，《高校理论战线》2000年第11期）等分别撰文对抗美援朝出兵决策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维护了中国方面的观点，而且在研究问题的方法论上亦给人以启迪。

　　我们认为：（1）不是中国要打这一场战争，而是美国的侵略行径迫使新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应战。美国侵略朝鲜与中国领土台湾，其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朝鲜处境危急，中国东北的安全面临着巨大现实威胁。中国人民别无选择，只有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同时，在朝鲜半岛与美国较量各方面的条件也较为有利。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权衡利弊，做出了出兵决策。在决策过程中的确有不同意见，但这些不同意见的主要考虑并不是该不该打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打的问题，因为当时中国的确面临着诸多困难，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实力，新中国都与美国相差异常悬殊，因此不能不慎重。（2）由于当时存在两个阵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出出兵决策，也考虑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利益。（3）中国出兵决策是在美国不听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大肆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边，严重威胁中国安全的时刻，应朝鲜劳动党、金日成的邀请而做出的。（4）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出的出兵决策体现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其根据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和对友好邻邦的道义责任。总之，抗美援朝出兵决策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反复权衡利弊后做出的正确抉择，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并且在国际上得到了理解和赞赏，改变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给国际社会留下的软弱无能的印象。

　　3.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战略目标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抗美援朝是不是取得伟大胜利的问题。朝鲜战争最终以签订停战协定的形式结束，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停战，基本回到战争爆发前的状态。于是有人认为，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没有达到战略目标，最多打了个平手。这种观点在网络上不少。

　　我们研究认为：（1）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目标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处于极度劣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很好地完成了祖国人民赋予的这一伟大任务。（2）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志愿军入朝参战曾有三种设想：一是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军队，解决朝鲜问题；二是迫使美国和我国进行外交谈判；三是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空军轰炸我大城市及工业基地，海军攻击沿海地带。志愿军入朝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地调整和改变了战略目标，抗美援朝战争虽然最后没能取得最为理想的结果，但结局没有超出中央和毛泽东出兵前的预料。（3）从朝鲜战争参战双方总的较量来说，说双方打成平手并不算错，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卫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应该说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4. 关于第三次战役该不该打的问题

　　第三次战役到底该不该打？什么时候打？国内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这个问题与对停战谈判时机问题的评价紧密相连。有人认为第三次战役不该打，如果当时即接受停战谈判，那么中国方面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甚至抗美援朝战争可以提前两年多的时间结束。如青石认为中国没有抓住或利用有机时间，而不得不在不利的情况下被迫放弃一些有利条件，做出让步（青石：《朝鲜停战内幕》，《百年潮》1997年第3期）。沈志华也持类似的观点（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页）。

　　我们研究认为发动第三次战役是正确的：（1）志愿军进行两次战役后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驱至“三八线”以南地区。但是歼敌数量不多，两次战役共歼敌4.1万人。美军虽遭受重创，但并没有打到不得不放弃以武力占领全朝鲜的军事计划的地步。（2）中国参战的目的就是力争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军，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创造条件。发动第三次战役可以不给对手以喘息的机会，尽可能扩大胜果。（3）此时美国提出停战谈判的要求，并不是真心实意的。（4）能战方能言和。美军最后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是中朝军队又经过两年多浴血奋战的结果，是军事斗争与谈判斗争紧密结合的结果。历史表明，不经过激烈的军事对抗，要想让美国在第二次战役或是第三次战役后就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是不可想象的。

　　5. 关于第五次战役的评价问题

　　有人认为第五次战役是一个败仗，这种观点在少数参战老兵中存在，在网络上更甚。

　　我们研究认为：（1）第五次战役是个大胜仗，完成了战役预定目标，迫使“联合国军”对志愿军的力量重新做出估计，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2）第五次战役的胜利不圆满。主要是战役第三阶段在后撤过程中，志愿军部队伤亡较大，作战指导上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打急了些，二是打大了些，三是打远了些。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不能以偏概全否定第五次战役的胜利。

　　6. 关于停战谈判和停战的时机问题

　　对于停战谈判和停战的时机，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青石认为：“在这个时候、这种条件下结束朝鲜战争，对中国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青石：《朝鲜停战内幕》，《百年潮》1997年第3期）。“这个时候”是指1953年7月，“这种条件”是指中国方面有条件地接受了美国所谓“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但作者在得出结论后，又引述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两段话，从这两段话看，作者说的“这个时机”和“这种条件”又似乎是指中国方面放弃了战场上继续作战的有利时机和条件。

　　我们认为，在停战谈判问题上不存在中国错过或坐失有利时机的问题，事实上在朝鲜战争发展演变过程中从来也没有出现过青石文章所认为的那种有利时机。1951年6月，中国方面同意举行停战谈判，恰恰是抓住了停战谈判的真正时机。如果认为中国打不下去了才同意举行停战谈判，那么首先是美国打不下去了才同意谈判，也就是双方都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在停战的时机问题上，如果说停战谈判局面的形成是志愿军胜利作战的结果，那么停战的实现也是志愿军胜利作战的结果。就1953年夏朝鲜战场形势看，不利的不是中国方面而是美国方面，是美国方面一再向朝中方面做出多种保证，请求尽早停战，而不是中国方面请求他们。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此刻结束战争是恰好其时，根本不存在青石文章所说的“对中国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的问题。

　　7.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评价问题

　　有人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和影响提出怀疑。彭明就评论说：“为此我们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恶化了同美国的关系，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牺牲了几十万人的生命，耗费了几十亿美元资财，错失了建国初期大好的经济发展时机。”（彭明：《第四座丰碑》，（香港）明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袁晞写道：“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全部战争费用多达100亿美元。中国人流了很多血，损失了很多财产，虽然通过战争巩固了新政权，但客观的外国史学家都认为战争的消极影响要多得多……中国被排除于联合国达20年之久，严重影响了中国同世界的交往，阻滞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无限期地延缓了统一台湾的目标。”（袁晞：《真相》，《随笔》1999年第6期）。

　　我们研究认为：（1）抗美援朝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典范。抗美援朝战争挽救了处于危亡中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卫了我国的安全和东北地区长期稳定的局面，为我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创造了安定的周边环境。（2）朝鲜战争是一场现代化战争。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志愿军经受了现代战争的洗礼，积累了现代作战的经验，促进了新中国的军事变革和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3）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国威军威，奠定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4）中国人民为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极大的民族牺牲，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战争本身付出的巨大的经济消耗会造成严重的经济、财政负担，这是必然的事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正确处理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提出“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把战争对经济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通过抗美援朝运动，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空前增强，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从实际效果上看，我国经济建设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还加速了国内经济恢复。（5）抗美援朝战争延误解放台湾论是一种没有经过认真、全面分析的推测，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一方面派兵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另一方面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国防战略重点被迫从东南沿海移至东北地区，是美国的干涉行动造成台湾问题复杂化并迫使我国解放台湾计划搁置，而不是几个月后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耽误了台湾的解放。现代战争史表明，没有一定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渡海登陆作战难以成功。因此，即使中国不派兵入朝作战，在我国海军、空军还比较弱以及美国干预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能够轻易解放台湾。

　　三

　　近十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抗美援朝战争研究方面视野更加开阔，除继续重点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决策、战略指导、战役战斗过程和围绕战争进行部队建设的情况及其基本规律、经验教训外，也开始关注与抗美援朝战争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活动等。如从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角度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和运用历史比较方法进行研究都已取得一些成果，但是抗美援朝战争研究存在着学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战史研究较深入，对军史研究较薄弱；对重要事件、战役战斗研究较多，对人物研究较弱；从军事史角度研究多，从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等角度研究还不够深入；即使在研究成果丰硕的战史研究领域，对各军兵种战史的研究成果也不多。一些研究者非常关注的问题研究得也不够深入，有些问题甚至还尚未展开。受制约的因素除了研究者自身的积累和功力不足外，主要是我国历史档案尤其是涉及党和国家高层决策活动的一些关键档案没有公开。

　　抗美援朝战争决策出兵的具体过程、作战中的重大方针、停战谈判、细菌战等问题，过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今后这些问题仍然是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由于研究资料和研究者视野的局限，过去研究中涉及较少的一些问题，例如：朝鲜战争期间中美、中苏、中朝之间的相互关系；抗美援朝战争军事外交；志愿军军史；抗美援朝军兵种作战史；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局控制问题、联合作战问题；抗美援朝战争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影响和对我军军事学术发展的影响；抗美援朝战争与局部战争理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人物研究，等等，在今后都可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都有很大的学术发展空间。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