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国务院51号文件提出了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人口控制指标，要求在“四五”期间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原来城乡综合增长率就低的，则不应回升。1973年6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第一次把这些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此后，历次国家计划均包括有人口指标，使计划生育真正做到名实相符。同年12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根据当时的人口发展目标要求，参照有些地区的实际做法，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晚：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稀：两胎间隔4年左右；少：一对夫妇不超过两个孩子），使国家的人口计划和家庭的生育计划紧密联结，产生了很好的效果。1974年12月，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197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这个报告时又指出，计划生育是毛主席提倡的，人口非控制不行。遵照党中央指示，各级党委都要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指定一位负责同志分工抓好这项工作。常崇煊主编：《当代中国的计划生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60页。到1975年，全国计划生育已取得显著成效，这一年总人口增长率为17％。从1974年到1985年，12年间人口共增加15321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33％，较前一阶段大大降低。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三、“四五”时期的第二个历史性起步，是在“四五”计划执行中第一次列入了环境保护政策，使之开始成为一项基本国策1973年8月5日至20日，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在长期以来只重抓生产，忽视“三废”治理，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做出了新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大决策，确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32字方针，检查了我国环境保护情况，拟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由国务院批转并发布。

　　这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环境保护行政法规，其内容包括：（1）要做好全面规划；（2）工业要合理布局；（3）逐步改善城市的环境；（4）综合利用，除害兴利；（5）加强对土壤和植物的保护；（6）加强水系和海域的管理；（7）植树造林，绿化祖国；（8）认真开展环境监测工作；（9）大力开展环境保护的科学研究工作，做好宣传教育；（10）环境保护所必需的投资、设备、材料要安排落实。

　　1973年11月13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情况的报告》指出，保护和改善环境是关系到保护人民健康和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大事，关系到巩固工农联盟和多快好省地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大事。要把这项工作提到路线的高度，认真重视，认真对待。过去由于对“三废”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缺乏经验，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环境污染的问题。各级领导必须把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把这项工作认真抓起来。要做好环境保护的规划工作，使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生产和生活、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同时并进，协调发展。新建工业、科研等项目，必须把“三废”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否则，不准建设。对现有城市、河流、港口、工矿企业、事业等单位的污染，要迅速做出治理规划，分期分批加以解决，要在资金、材料、设备上给以保证。各地区、各部门要设立精干的环境保护机构，给他们以监督、检查的职权。要依靠群众，逐步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从此，环境保护成为国家计委在制定和检查计划工作中的一件大事。陈东林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3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39、984页。1974年，国家又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各地也开始成立环境保护机构。在这些法规和机构的监督下，“四五”计划的项目规划、施工、验收都有了初步的环境保护标准。

　　四、“四五”时期的第三个历史性起步，是开始制定农村普及教育战略目标

　　1971年7月6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指出，普及小学教育“这是一个大政”。根据他的这一意见，8月13日，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时要求：争取在“四五”计划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8月19日，国家计委、国务院科教组、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为了解决当前教育经费紧张和生产队负担过重的问题，决定追加本年教育经费35亿元，重点用于解决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不足问题。1972年11月至12月，国家计委又召开研究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会议，提出1973年要对各项比例关系进行必要的调整，提高教育经费中用于普及小学教育的投资。由此，全国开始大抓学龄期少年儿童占全国大多数、失学率也较高的农村地区小学普及教育，到1975年“四五”计划完成之后，全国中小学教育在数量上出现了一个建国以来的高峰。其中1975年、1976年全国小学在校学生数，1977年全国高中、初中在校学生数，1978年的各级学校在校学生占全国人口比例，1978年全国平均每万人中中学生比例（相当1965年的35倍），都分别是建国以来至1992年的43年中最高的。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除了教育质量低下的弊病，这种教育发展在结构上也是很不平衡的，甚至是以牺牲高等教育的代价换来的。1978年大学生占全国学生总数仅为04％，只相当于1949年的水平，也是建国以来最低的。《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727页。“四五”计划的这一目标虽然没有完成，但毕竟为2000年我国基本上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走出了第一步。

　　五、客观评价“三五”、“四五”时期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贡献，是科学完整地把握新中国前后两个30年历史的必然结果“三五”（1966~1970）、“四五”（1971~1975）计划时期正是10年“文革”时期。由于受到当时一些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在这一时期确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失调、经济效益下降等。